丁　儆（1924—2013年） 丁儆是爆炸力学和爆轰学家，力学教育家，我国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倡导者之一。长期从事爆炸力学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对爆轰理论和爆炸材料的力学性质有深入研究。为发展我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促进我国爆炸力学和爆轰学的进展和国际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对我国最早发明火药及火药的军事应用历史作了认真的研究；近期致力于爆炸灾害的预防与控制研究。 1924年出生的丁儆，17岁时考取浙江大学，1948年赴美国留学，攻读化学工程。1949年初，他和葛庭燧、侯祥麟等一同发起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组织留美科协响应祖国号召，推动留美同学回国，他自己也毅然中断学业，于1950年9月回到北京，应聘在华北大学工学院任副教授。与他前后回国并在北工任教的留美科协会员还有王守武、葛修怀、吴大昌、程光玲、胡为恒、刘淑仪、傅君诏、颜鸣臬、陈荩、陈荩、陈肖南、彭兆元、谢焕章、周政歧等。 50年代，丁儆在北工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弹药装药加工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参加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起草了弹药、装药火工品和烟火技术等部分的规划；负责建立了在北京的第一个用于课题研究的爆炸实验室。50年代末期还与同事、我国女火工专家陈福梅教授一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大爆破用毫米雷管和尖端武器用微秒雷管。 60年代初，他负责组建了力学工程系并任系主任；领导了对三种导弹战斗部的反设计研究，促进了我国导弹战斗部技术的进展；在王淦昌教授等的领导下，他负责组织领导了核武器使用的高能混合炸药及精密装药技术研究，并协助郭永怀教授主持爆轰物理组的工作。他的许多研究与试验都直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平添了一羽腾飞的翅膀。 80年代初，丁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丁儆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1988年以来，他致力于建设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丁儆在参与培养大批本科生的同时，还先后培养了12名硕士生、16名博士生和3名博士后。他的学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更光、博士生导师恽寿榕、汤明钧和著名学者丁雁生、梁德寿等。 2013年2月17日6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杜庆华 （1919—2006年） 杜庆华，固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他为我国工程力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在结合航空、水利、机械等工业的力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成果。积极倡导与推进边界元法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并作出了贡献。 杜庆华，1919年4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毕业后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和航空机械学院从事发动机热力学和发动机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47年考取当时教育部公费留学，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固体力学，1948年6月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48年9月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在冯·米泽斯（vonMises）教授指导下进一步学习流体力学，并于1949年6月获航空工程硕士。1949年9月又回到斯坦福大学，在S．铁木辛柯（Timoshenko）教授和J．N．古笛尔（Goodier）教授指导下进一步从事航空轻结构的力学研究工作。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于1951年4月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杜庆华在美国学习期间，一直关心着国内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准备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48年至1951年回国前，参加了中国留美科协的建立和促进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工作。曾担任留美科协国际宣传干事及海湾地区（旧金山）负责人。1949年他回到斯坦福大学从事航空轻结构的力学研究工作。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他完成博士学位，立即克服种种困难，冲破美国当局的阻拦，于1951年6月回到祖国。 杜庆华回国后，1952年7月以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力学教研组主任。1952年夏季，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杜庆华根据需要，来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并任力学教研组主任。 鉴于当时清华大学力学师资严重缺乏，一大批刚入学二年的大学生被抽调出来补充教师队伍，以迅速适应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的需要。杜庆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肩负起对这些年轻教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他亲自讲授力学理论课程，作教学示范，带领他们走上了教学工作岗位。这批近30人的师资力量，长期以来是清华大学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骨干和带头人。 在基本教学稳定的基础上，杜庆华考虑的是如何编写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他主编了由他和张福范、贾有权、孙训方等同志共同撰写的中国第一本《材料力学》教材。内容结合中国工程实际，深入浅出，难易适度。从1957年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被高教部指定为工科通用教材，一直沿用至60年代末期，为中国工科专门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杜庆华参加了国家科学规划工作。基于国家对工程力学人才的需要，杜庆华和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张维等共同建议在中国举办工程力学研究班。从1957年春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负责，先后举办、了三届，杜庆华是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并亲自讲授了固体力学、分析力学等多门课程。学员由高校力学教师，研究院、所的科技人员和应届工科毕业生组成。经两年的近代力学理论和结合实际的专题研究工作，为中国培养了近300名工程力学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这批人才在中国力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相当多的人在毕业后长期工作中仍不时得到杜庆华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杜庆华是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特别是固体力学专业的创办和奠基人之一。早在1956年就受学校领导委托，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工程力学专业（包括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两个专业）。1958年工程力学数学系正式成立后，张维任系主任，杜庆华长期担任系副主任和固体力学教研组主任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为系和专业的发展、教学计划和主要课程教学大纲的形成和完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高层科技人才的需要，杜庆华自1959年开始指导研究生，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已培养了8名研究生。他们的研究工作大多结合航空、航天、机械、水利工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在培养学生理论分析、计算能力的同时，特别强调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目前，这些同志中有不少已成为力学研究骨干力量，有的成了学术带头人、国家级专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和建立学位制度以来，杜庆华担任了主管研究生教学的系副主任并重新承担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先后开出了固体力学基础、计算力学、应用连续介质力学、边界积分方程与边界元法等研究生课程，除指导多名硕士研究生外，至今已完成22名博士的学位论文指导工作。 杜庆华数十年来一贯注意学科前沿的最新动向，从不间断查阅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在1967年短期复课期间，他就给学生介绍过有限元法方面的新思想，70年代初，他呼吁国内注意国际上在有限元法及断裂力学方面的发展动向。1978年，他又注意到国际上边界元法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始受到广大学术界的重视。于是在国内首先创导开展工程中边界元法的研究，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组织起清华大学的工程中边界元法研究组，开始跟踪国际上这一最新进展。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在工程中的边界元法方面作出了国内第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二维、三维弹性应力集中问题包括典型回转体构件扭转、轴对称及弯曲的应力集中问题方面作出了一批边界元分析的成果，并先后对克希霍夫平板弯曲问题提出了一种高精度的边界元计算方案及一种效率较高的外点法计算方案，应用于航空壁板计算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指导博士生研究工作中，他发展了边界元－有限元耦合法，以充分发挥边界元、有限元两种方法的长处。他首先研究了在应力集中区采用边界元、周围区域用有限元的方法，研究了弹性及弹性塑性应力分析问题，其中包括有限元区域采用杂交/混合有限元与边界元法的耦合。后来也研究了非线性区域如弹塑性、粘弹塑性区用有限元、弹性无限域用有限元的耦合方案。 他带领研究组10多年持续不断地对边界元法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年来由应力分析发展到裂纹体的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对自由振动分析提出了边界元模态综合法计算方案，并对能充分发挥边界元法长处的弹性及弹塑性接触问题，考虑脆性材料中裂纹的结构软化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此外在边界元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基本解的建立、各种不同边界元法方案的建立与比较，以及线弹性问题边界元解误差的直接估计及自适应边界元方案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特色的创新工作。 1982年，杜庆华在《固体力学学报》上发表了国内边界元法研究方面第一篇比较系统的论文，并由《固体力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在武汉进行了讲学。同年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四次国际边界元法学术会议，开始把他领导的清华大学研究组的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在这之后，杜庆华更是积极地发挥了国内工程中边界元法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的牵头作用，以及扩大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联络作用。至今他已亲自组织了三次全国工程中边界元法学术会议。 1985年，他在意大利参加第七次国际边界元法学术会议时，与日本边界元法研究的著名学者田中正隆教授等人开始酝酿举行中日双边的边界元法学术交流会。回国后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边界元法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英、法、德、奥、日等国的学者20余人。从1987年起开始举行中日双边会议，至今已举行了四届。在这些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发表了与国际同行水平相当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对各方均有收获的学术交流。 2006年11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7岁。

郭尚平 流体力学家、生物力学家、油田开发专家 1930年3月17日生于四川荣县，籍贯四川隆昌。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副博士学位。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 首先提出“微观渗流”概念、理论和实验技术，为提高石油采收率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使渗流和油藏工程研究深入到多孔介质的孔隙裂隙层次让渗流力学与生命科学交叉渗透，首先提出“生物渗流”思想和理论，获国际同行高度评价。提出压裂采油中的渗流理论及集群(整体)压裂概念和效果(1957)等。我国最早按正规设计开发的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主要设计人之一，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开发工作组渗流研究计算组负责人，为我国油田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胡海昌 （1928-2011年） 弹性力学家。1928年4月25日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弹性力学(包括平衡、稳定和振动)的研究工作，亦稍涉及塑性力学与流体力学。1956年在弹性力学和塑性力学中首次建立了三类变量的广义变分原理，并首次指导同事和学生把这类原理用于求近似解。日本人鹫津久一郎比他晚一年独立地重建了上述原理。由于它在有限元法和其它近似解法的重要应用，后来受到美、日、英、苏、德、法等多国的学术文献、专著、教科书广泛介绍和引用，并称之为胡－鹫津原理。 2011年2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黄克智 力学家。1927年7月21日生于江西南昌。1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教授、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断裂力学方面，对工程中重要的幂硬化材料提出新的裂纹尖端奇异场理论，基本解决了国际上的难题，并提供了新的结构缺陷评定方法。在壳体理论方面，提出薄壳统一分类理论，发展了分解合成法与边界层二次近似理论，显著提高了壳体边界层的精度。在应用力学理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方面，首创的换热器管板设计方法被颁布为国家标准，比国际同类规范有重大技术性突破，领先于法、美等工业国家的同类设计方法，已在国内工业部门广泛应用。

林同骥（1918—1993） 林同骥，著名流体力学家。在稀薄气体力学、高超声速、跨声速空气动力学和不可压缩流体动力学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再入飞行器防热、再入物体的表面烧蚀和不可压缩振荡流等方面，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海洋工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林同骥，1918年12月1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祖父为清代进士。父亲林鼎章，早年中举，民国后攻读法律，是一位法官，曾任最高法院庭长。母亲操持家务，家境小康。父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林同骥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年幼时兄姐们刻苦攻读的情景对他有着较深的影响，大哥林同济是3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的博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文学，是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二哥林同炎是世界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曾获美国总统国家科学奖章。 幼年时，林同骥插班上过一年多小学。1932年夏，他在北京汇文中学开始了中学生活。1933年到1937年他随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中学时代的林同骥聪敏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受到学校的嘉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迁往重庆，毕业于四川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目睹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烂炸，他决心投身航空事业，于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2年毕业后，在四川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发动机的修理和检验工作，还跟随试飞。三年的实践对他一生的科研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擅长理论研究，但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实际、工程应用和实验研究。 1945年，林同骥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他先在英国卜力司土（Bristol）飞机制造厂做了半年实习工程师，后进入伦敦大学航空工程系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常是最后离开学校图书馆的一个读者。 1948年，林同骥获得伦敦大学研究生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在华盛顿大学从事稀薄气体的研究和教学。当时加州大学稀薄气体研究室是美国稀薄气体领域研究的中心。林同骥在稀薄气体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他们的重视，并邀请他前往加州大学工作。1953年，林同骥到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从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方面的研究。 1955年秋，林同骥满怀爱国热忱，偕同夫人张斌，怀抱尚未满月的女儿，远涉重洋，毅然回国。在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带领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暂冲式超声速风洞，为我国实验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此，他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出席了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他所领导的研究室也被评为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为培育本国的科技人才，他亲自编写讲义并进行讲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夫人张斌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达７年之久。当时他的3个子女还很小，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承担了人造卫星回收方案的研究工作。不久，他也受到迫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舍弃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射流理论、小曲率半径喷管跨声速理论研究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1973年，林同骥投入了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的防热研究。有关工作曾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国防科委二等奖和国家发明四等奖。为表彰他对我国国防事业的贡献，1984年，他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林同骥在分析了力学发展的新趋势后认为：从学科发展上看，一些基本性的流体力学问题，如分离和旋涡运动的研究已刻不容缓；从应用上看，流体力学除结合航空航天技术外，应积极开展新兴的、基础的、应用面较广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必须密切配合，通过小型实验设备、先进的测试手段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进一步认识一些既复杂又基本的流动现象，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1982年，他担任国家科委六五攻关项目工程力学中若干重要问题研究协调组组长。1986至1990年，他主持七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问题研究，并亲自带领课题组同志承担海洋工程流体力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课题之一——振荡流动和旋涡运动。 自70年代末起，林同骥还担任了许多力学方学方面的职务，例如，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自1982年起，任数理学部常务委员。1980年起，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在1982至1990年期间，他是该国际联合会大会委员会的成员。1983至1991年，任亚洲流体力学学会副主席。1986年至今，任国际《流体动力学研究》杂志的编委。1982年至1986年期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等职务，为我国力学学术刊物的出版耗费了许多心血。他还担任第一、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此外，林同骥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为推动中国力学科学的发展，促进中国力学科学与国际力学界的交流作出贡献。 1993年7月29日，林同骥逝世于美国，终年75岁。

孙训方 （１９２３— ） 　 孙训方，工程力学家与力学教育家。长期从事固体力学中有关断裂、损伤、疲劳、蠕变的研究。在断裂力学的工程应用、损伤局部性的研究中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一批力学研究人才。 　　孙训方，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年轻时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后留学美国７年，攻读地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地学系任系主任。孙训方的孩童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家庭中度过的。他父亲３９岁时不幸患心脏病逝去，家里四姊妹靠母亲一个人工作，好在有他父亲在中央大学的同事及亲戚的接济，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孙训方初中时进入中央大学办的实验中学。１５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孙训方随母亲一道经长沙、过贵阳，一路艰辛来到昆明。 　　到昆明后，家庭的经济状况愈加恶化，加之当时通货膨胀，年轻的孙训方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他发愤读书，进入同济高职。这是一所４年制的职业学校。读了两年后，孙训方放弃了找工作的打算，萌发了考大学的念头。１９４１年他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１９４５年获得工学士学位。 　　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生活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孙训方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世界观。大学一年级时，他受西南联合大学党的地下工作者影响，初步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参加讨孔（声讨孔祥熙）的游行活动。大学期间，孙训方靠“贷金”过了４年，生活相当拮据。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孙训方毕业留校，于１９４６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京。这时，张维从德国留学回国到清华任教，为助教们讲授力学。他特别强调力学的工程背景，主张力学研究要为实际服务。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孙训方，为他日后选择工程力学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９４８年８月，孙训方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应用力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４９年，他获得科学硕士后去密歇根大学念暑期课程。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孙训方经旧金山到香港，与从台湾赴港的未婚妻林芷会合，经与科协驻香港办事处联系，回到祖国北京。 　　回国后，孙训方在中国交通大学（唐山部分）土木系任讲师，次年聘为副教授，讲授力学课程并进行疲劳研究。其后该校相继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１９７８年，孙训方晋升为教授。他先后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数理力学系副主任、基础课部副主任、应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８１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６０年代，孙训方积极参加我国工科《材料力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主持或参加编写教材４套，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７０年代初，孙训方在我国大力宣传倡导对断裂力学的研究，并在四川省科委的支持下，较早地开展了断裂力学应用研究，在我国电站大锻件、大铸件、大焊件上首先取得成功，开辟了断裂力学研究解决我国生产建设实际问题的路子。他四方宣传，举办各种讲习班，为推动断裂力学在我国的发展与应用作出了贡献。 　　孙训方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固体的损伤与破坏”这个固体力学的前沿方向，对含裂纹体的断裂、材料本构关系和损伤做了系列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损伤局部性”概念，揭示了损伤非均匀性的物理本质，发展了适用于疲劳、蠕变条件下的非均匀损伤模型有限元计算方法和实验方法。 　　孙训方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并在一些国际及国内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反应堆结构力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工科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四川省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他还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失效分析专家，美国材料与实验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ｔｅｔｉａｌｓ）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会员。他还应聘担任四川省首届（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科技顾问团成员、成都市专家联谊会顾问。 我国断裂力学研究的倡导者 Ｇ．Ｒ．欧文（Ｉｒｗｉｎ）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０年分别发表《断裂》和《断裂力学》两篇著名的论文后，断裂力学这门新兴的工程结构强度科学便在全世界广泛地传播开来。６０年代初，这门学科传入我国。孙训方便是我国最早的几个积极宣传、倡导开展断裂力学研究并身体力行的人之一。 　　１９７２年，在四川?卵羰姓倏乃拇ㄊ」獠庥氲绮庑骰嵋樯希镅捣交檠岸狭蚜ρА⒂τ枚狭蚜ρА?br>　　之后，孙训方在全国各地用讲学和办讲习班等方式进行宣传和鼓动。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先后主持和参加各种断裂力学讲座、研讨班４０余次。为了给学员们全面、系统地介绍这门学科，孙训方翻阅大量资料，编写出《断裂力学》讲义３本、手册１本。他作为组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历届全国断裂力学会议和两届由我国主持的国际断裂与断裂力学讨论会。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全国核反应堆结构力学会议上，孙训方作了“断裂力学的发展概况”的综合学术报告，详细阐述了断裂力学与常规强度计算之间的关系，澄清了一些人所谓的“力学之贫困”的说法，全面介绍和评论了国际断裂力学研究的新情况。断裂力学的发展触及到材料结构的本质，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断裂力学的研究已不能仅局限在力学工作者的范围了。他竭力主张材料科学工作者也参加到断裂力学的研究行列中来。目睹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他大声疾呼，我们要以两倍的速度迎头赶上去。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研究队伍。１９７９年，由孙训方主持在四川峨眉西南交通大学举办了为期一年的“断裂力学研讨班”。参加者来自高校、研究院、大型工矿企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回单位后，在推动断裂力学工作方面起到了骨干作用。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弹塑性断裂力学的工程方法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１９８１年，受中国力学学会委托，孙训方在四川成都主持主讲“弹塑性断裂力学讲座”。在这个讲座上，孙训方详细介绍了当时尚未公布的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最新系列研究成果——弹塑性断裂力学分析的工程方法，随后将其翻译出版。为了推动弹塑性断裂力学的研究，他还参加翻译了《屈服后的断裂力学》一书。断裂力学作为一门强度学科，必须有本学科体系的材料性能的评判标准。孙训方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我国平面应变断裂韧度ＫＩＣ测试标准的问世，并以满腔的热忱参加了我国《延性材料断裂韧性Ｊ积分测试》标准的制定工作。这是国际上第一部Ｊ积分测试标准。此外，还参与了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主持的《含缺陷压力容器的安全评定》（ＣＶＤＡ）部颁标准的制定。 ２０年过去了，我国在断裂力学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孙训方作为倡导者受到力学界的推崇。 追踪学科前沿　坚持理论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 孙训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首次在我国成功地将断裂力学研究用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他率先明确提出“损伤局部性”概念，在表面裂纹非线性线弹簧模型研究及多轴非比例循环本构行为的研究中作出了贡献。 　　在我国率先将断裂力学研究应用于工程实际　孙训方不仅大力倡导开展断裂力学研究，同时也是最早将断裂力学研究应用于工程实际并取得成功、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工作者。 　　７０年代初、中期，他首先应用断裂力学理论，对我国大型电站大锻件中缺陷的安全评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其后又对大型电机转子中缺陷进行了安全评定。这个工作是当时在国内应用断裂力学比较有成效的例子，后来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东方锅炉厂为山东辛店一个２０万千瓦的电站生产锅炉。这个电站是唐山地震后，国家为恢复京津唐地区电网的供电而修建的，工期要求很紧。安装时发现锅炉汽包焊缝中含有交叉裂纹。这为当时的设计规范所不容许，而返修又势必影响工程的进度。以孙训方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对焊缝中含裂纹锅炉汽包进行了全面的断裂力学分析和断裂韧度试验，确认有这种裂纹的锅炉在其工作条件下是安全的，从而保证了电站的按时启用。１０多年后又对设备进行了复测，完全证明孙训方当时的推断是正确的。以后孙训方对拼焊大型电机转子、Ｌ２０７型内燃机活塞、大型水轮机转子焊缝、大型轧钢机支承轧辊及人造水晶高压釜的缺陷问题都进行了成功的安全评定，对于保证产品的安全使用，减少经济损失，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推动产品的技术改造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１９８７年，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向日本订购的装核燃料的“吊篮”某处有一缺陷，日方钻了一个孔将缺陷去掉，然后填充上一块新的材料。我方对其安全性能提出疑问。经孙训方论证，从理论上说明这样的处理是可以接受的，避免了一起涉外的经济纠纷。 　　首先明确提出“损伤局部性”概念　材料损伤的研究起始于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连续损伤力学的固体力学新分支。 　　连续损伤力学认为，在均匀应力场中损伤是均匀的。这一结论不符合真实材料的损伤物理本质。孙训方在研究疲劳问题时发现，疲劳总是从一个局部开始的，特别是在高周疲劳时，损伤往往出现在表面的某一个局部。在蠕变问题中，人们通常将蠕变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第Ⅲ阶段才产生蠕变损伤。孙训方在实际观察中发现，处于第Ⅱ蠕变阶段的高温蒸汽管道，实际上也发生了局部的蠕变损伤。把损伤当成是各处都存在并均匀分布的观点不能解释许多实际现象。孙训方认为，实际材料的损伤是从局部开始的。基于这一认识，孙训方于１９８８年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损伤力学研讨会上首先明确提出了“损伤局部性”这一崭新的概念，指出了进行局部损伤方法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目前，孙训方已在连续介质力学的框架下建立了蠕变和疲劳条件下的局部损伤模型，发展了适用于非均匀损伤模型的有限元方法和实验方法，揭示了材料非均匀性对整体损伤水平的影响及损伤对变形耦合的影响。孙训方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材料的平均损伤临界值不是材料常数，它与循环应变幅及微元损伤率的非线性程度有关。 　　发展含表面裂纹结构弹塑性断裂力学分析及完整性评定方法　表面裂纹是导致实际工程结构发生破坏的主要裂纹构形之一。从应用的观点来看，建立和发展表面裂纹弹塑性断裂力学分析方法和完整性评定方法，是断裂力学走向应用的关键之一，也是实际工程的迫切需要。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三维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对固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孙训方和高庆、宁杰一道，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非经典板壳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能计及材料加工硬化的非线性线弹簧模型，以及较准确和十分简便的表面裂纹弹塑性断裂参数的计算方法，并将断裂分析与含表面裂纹结构的失效评定相联系，系统地发展了从计算、分析到评定的一整套方法，解决了ＣＥＧＢ的Ｒ－６曲线方法和ＥＰＲＩ的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孙训方提出了表面裂纹的等Ｊ换算方法，克服了现行有关标准中用等Ｋ换算可能导致的不安全因素。孙训方等的这一系列工作在近代工业以及核反应堆、航空及宇航等高技术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有关论文在我国压力容器学术会议及第九届国际核反应堆结构力学等会议上被作为大会特邀报告。这项研究获得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内第一次系统的多轴非比例循环下本构行为的研究材料多轴非比例加载本构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已成为国际上本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孙训方指导他的博士生宁杰等对金属、岩石等多种材料在多轴非比例循环条件下的本构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加载方向的突然变化、先前的变形历史、变形路径的形状以及加载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发现材料在非比例循环条件下Ｌｅｒｓｋｙ局部假设不再成立，变形强化行为与变形路径密切相关；变形路径的曲率是反映变形路径形状对材料非比例循环变形响应的一个合适的现象学参数。孙训方等根据非比例循环加载条件下材料变形的基本特征，发展了界面塑性本构理论，提出了适合于非比例加载的塑性模量方程、合理的强化律和界面的确定方法。

王仁院士(1921-2001) 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暨地球物理系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仁先生1921年1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44年春到贵阳飞机制造厂做设计员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到台湾参加对日军修理厂的接收工作, 在台中市第三飞机制造厂任工程师。1948-1950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系继续深造，于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进入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部进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1953年，获得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副研究员。1954年秋赴芝加哥依省理工学院力学系任助理教授。 王仁先生自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渴望能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经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挠, 终于在1955年春回到北京。回国后，应周培源教授之邀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并于1962年任该系副系主任。 十年动乱期间，王仁先生受到了诬陷和迫害。1969年至1971年去江西干校农场劳动。回校后，也未能去三线工作。出于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责任感，王仁先生毅然从过去熟悉的领域转到地质地理系工作，走上了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研究道路。1979年北京大学力学系从汉中迁回北京后，他跨系同时兼任构造地质、地震地质和固体力学三个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任北京大学力学系主任，仍兼任地震地质教研室主任。1993年以来任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王仁先生以他勤奋、严谨、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其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获得了丰硕成果, 特别是为我国的塑性力学和地球构造动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国际上塑性力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正处于理论系统化阶段。布朗大学以Prager为首的研究集体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中心之一。王仁先生作为活跃的一员, 和同事们合作, 取得了不少有开创性的、影响很大的成果。 王仁先生1953年在博士论文中所给出从圆形边界出发的滑移线网的解析解，是滑移线理论中少数大变形非定常运动的精确解之一，是用理想塑性力学分析断裂扩展的早期工作。后来, 他还首次在压延分析中考虑模具上的摩擦力, 对筋条压制工作再次作了滑移线大变形分析。50-60年代, 王仁先生又研究了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动力响应，给出极限分析上下限的估算方法，在军事防护、民用运输工具的耐撞分析中有广泛的应用。80年代, 王仁先生等对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屈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发现传统的临界速度仅表明结构进入轴对称的屈曲，还存在一个约高于该临界速度一倍的第二临界速度。当冲击速度达到第二临界速度时，结构进入非轴对称的屈曲。这一结果既为提高设计的临界速度，从而节省材料提供了依据，又揭示了结构塑性屈曲不同于弹性屈曲的特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该成果获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在90年代，王仁先生指导博士生开展了对高分子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研究。 利用模糊概率论、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对高聚物的粘弹塑性行为进行了统一描述，构成了一套模糊随机分子网络的力学体系，以前的大部分理论均是其特例。 王仁先生是国内将力学与地球科学相结合进行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作出了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研究工作。探讨地球上各种构造形成的驱动力和变形过程是地球动力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 1978年, 王仁先生将地球分成快速模型和慢速模型, 采用弹性理论给出了15层快速地球模型的解析解, 计算出在日、月引潮力及短期自转速率变化下引起的全球应力场。这些结果后来被用于触发地震因素的研究。1976年唐山地震后, 王仁先生领导研究组利用我国丰富的地震历史资料和弹塑性理论,首次用有限元方法逐次反演了华北地区700年来发生过的14次7级以上大震, 最后得出唐山地震后的应力分布, 预测了未来地震危险地区。后来发生的五六级地震基本上都落在这些危险区内。80年代, 将损伤力学引入岩石破裂的实验研究, 发现裂纹扩展方向与在均匀介质中弹性理论所预测的方向不同。这对于认识地震断层的破裂过程有指导意义。90年代, 首次利用GPS等大地测量结果及有关应力资料对北美板块驱动力作了联合数值反演。这些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1988年王仁先生被邀请在第17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作了题为 "大地构造分析中的一些力学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多次应邀在国外讲学。 因其在力学与地球动力学领域的渊博学识、卓著成就, 王仁先生荣获200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仁先生还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系和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仁先生在数学力学系期间, 率先开设了塑性力学、极限分析等新课, 并先后讲授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和多种其它课程，创建了北京大学的固体力学研究室。举办了多次教师进修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一批从事塑性力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在地质系, 开设力学与地学相结合的课程, 培养了一批具有深厚力学基础的构造地质和地球动力学人材。在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还创建了地球动力学硕士点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王仁先生还十分重视国际交流, 推荐了校内外许多教师、学生到国外进修、留学, 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 促进了北大及一些其他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迅速提高。1999年和2000年王仁先生又组织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成功申办IUTAM 的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 。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 王仁先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的优秀人才, 许多已成为教育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有的已成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王仁先生还十分热心于学术组织及学术刊物的工作。历任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和地球物理学会理事 、第四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历任力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等国内外多种学术刊物的编委、副主编。1991年以来王仁先生曾先后主持了三次在北京召开的IUTAM学术讨论会："多晶金属大变形下的本构关系" 、"地球动力学中的力学问题"及"带缺陷物体的流变学"，加强了我国学者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我国固体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进一步发展。1986年以来，王仁先生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理事。1996年，被选为IUTAM执行局的委员。王仁先生积极参与IUTAM的工作, 为提高中国力学界在世界的学术地位做出了杰出贡献。 1986年王仁先生被聘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参与了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规划、国际科技交流的组织，为国家基础科学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仁先生热爱祖国, 追求进步, 拥护中国共产党, 积极投入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虽在文革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仍不改初衷, 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仁先生毕生对科学事业怀有极大的热忱, 付出了忘我的劳动。在七十高龄以后, 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 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发表了近百篇论文。王仁先生以其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宽以待人、乐于助人的品德情操, 深受学术界同行的敬佩和历届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王仁先生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 不顾自己病体, 周密地安排未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甚至在重病住院时, 还强忍极度痛苦, 让亲属笔录对同事的嘱托,讨论学科发展与国际合作事宜。他念念不忘为之献身的科学和教育事业, 鞠躬尽瘁,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王光远 生于1924年3月25日，河南省温县人。结构力学和工程设计理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任教。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组成员。50年代从事地震工程理论研究，将地面运动模拟为非平稳高斯型连续随机过程，并提出了竖向地震作用下结构反应计算方法。 60年代提出建筑物空间整体计算理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开始创建工程软设计理论，包括“工程大系统的全局性优化理论”、“工程结构的不确定性优化设计理论”、“结构的控制和维修理论”和“结构的模糊随机分析理论”，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工程大系统的全局性优化技术和结构的不确定性优化设计中取得重大突破，还提出了结构模糊随机振动理论。共发表论文180多篇，专著9本。 1981 年，王光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 年，他获得黑龙江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1986 年获建设部劳动模范称号，1988 年获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90 年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一等奖。他还是首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科学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吴承康院士 （１９２９— 　） 吴承康，高温气体力学家，长期从事烧蚀、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以及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成为我国弹头烧蚀防热研究、等离子体科学和燃烧科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航天、能源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承康，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河北省滦县。自幼酷爱读书，１９４１年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创建早，素以教学质量高、校风严、数理化基础扎实著称。勤奋好学的吴承康在这良好环境的薰陶下，对数理化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为以后走上科技发展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４７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１９４８年底，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１９５１年６月，获美国威司康辛大学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１９５２年９月又在该校获硕士学位。１９５４年１月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获机械工程师学位，１９５７年１月在该校获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７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龙内燃机实验室工作，任研究工程师。吴承康在作研究生以及在内燃机实验室工作期间，学业和工作表现出色，深受导师和同行们的好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各方面条件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吴承康怀着“我是中国的留学生，学有所成，理所当然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的朴素感情，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不顾美国当局的干扰，于１９５７年和妻子一起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他只有２８岁。 　　回国后，吴承康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从事有关燃烧学科的研究。１９６０年１０月，由于科学院体制调整，随动力研究室合并到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１９６１年起承担国防科研任务中程导弹弹头烧蚀防热材料地面模拟试验研究。他主持建立试验用９２０千瓦电弧加热器和相应的一整套高温测试技术。１９６８年，他主持完成了电弧风洞的建设和完善了测试系统，开展了烧蚀机理、模拟理论、等离子体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１９６６年他还主持制定了有效的卫星地面回收方案。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他先后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二○七所、七○一所工作。这８年期间，在承担第一代弹头防热模拟试验研究中，吴承康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试验研究方案，为１９７８年运载火箭南太平洋全程飞行的试验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项工作获国防科委成果二等奖。为解决第二代弹头再入大气层试验中的通讯中断问题，开展了“再入通讯可行途径”研究。此项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吴承康由于在我国弹道导弹研究中的突出贡献，１９８８年荣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 　　１９７８年，吴承康又回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８０年任研究员，并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任力学所副所长，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任材料工艺力学实验室主任。在此期间，他组建高温气体动力学研究实验室，除了继续承担部分国防科研任务外，主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开展等离子体科学技术和燃烧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和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在研制工业用等离子体发生器和直流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基本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成为国内等离子体科学技术界学科带头人。 　　为了推动我国等离子体科学进步，并向国际水平看齐，吴承康十分注意学术交流。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６年期间，他主持或参．加组织了７次全国会议，２次国际会议（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２次中日双边会议（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３次亚太会议（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并担任将于１９９７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等离子体化学会议主席。他多次参加国际交流，担任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等离子体化学分委员会的会员，作为东亚地区的代表之一。他是国际期刊《等离子体化学与等离子体工艺》（Ｐｌａｓｍａ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的编委。 　　吴承康在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方面，领导开展了劣质煤和水煤浆火焰稳定方法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国内燃烧科学技术界的学术带头人。他领导下的集体多年来获成果奖和国家发明专利等多项。在２０、２１、２２届国际燃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论文，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兴趣，被聘为２３、２４、２５届国际燃烧会议的审稿委员会委员。在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国内举办的燃烧国际会议中，他担任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目前，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９２年吴承康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等离子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力学学报》中、英文版和《力学进展》的常务编委，现任《力学学报》中、英文版主编，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吴承康对待事业勤勤恳恳，身体力行，为人谦虚，作风正派，学识渊博，工作讲求实效。在燃烧科学、等离子体科学以及国防科研方面，不仅取得了创造性的卓越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内的年轻人，如今他已是桃李满天下。 　　吴承康几十年来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默默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业绩突出，于１９８９年被授于“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光荣称号。 走自己的路　开拓飞行器地面模拟研究新途径 吴承康在高温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我国自行研制弹头防热材料和结构开拓了一种可靠的地面模拟试验方法和设备，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数据，在我国成功地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６０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协议，并撤走专家，我国被迫自行研制近、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由于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时，受气动加热，表面温度会急剧上升，如不采取相应的防热措施，将会导致导弹的毁坏。因此，在研制弹头过程中，必须通过地面模拟实验，以确定弹头防热材料和结构设计。当时，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实验技术方案。有关单位准备在前苏联援建的高超音速电弧风洞中进行试验。然而，如果这样做，加热热流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达不到模拟实验之目的。吴承康在大量文献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烧蚀防热试验研究用的亚音速驻点烧蚀模拟实验技术途径。吴承康带领一批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１９６４年在力学研究所率先建立了９２０千瓦电弧加热器和相应的一整套（１０种）高温测量系统和技术。他们针对各种待用的防热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成果成为导弹弹头防热设计的基础，并为建立大型电弧加热器和电弧风洞提供技术和资料。１９６６年吴承康主持制定卫星回收方案，１９７４年，我国实施卫星回收所用方案原则上与所提方案相同。他还主持烧蚀机理、等离子体动力学等应用基础研究。 　　７０年代初，由于洲际导弹出现的防热问题远比中程导弹严重得多，我国国内现有的设备已不能满足地面模拟试验的要求。吴承康在对国内外情况作了认真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结合国情的多快好省的使用火箭发动机进行地面模拟实验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了第七机械工业部专家和领导的通过与批准。在其后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吴承康作为技术负责人和其他有关同志多次到南方试验基地考察，在山沟里，他上上下下，对试验用的发动机设备参数以及现场条件作了仔细的了解，对流场作了计算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对于模拟弹头的天线窗等部位的局部烧蚀，提出了“相对可靠度”的概念和考核方法。对端头热结构设计提出了热裂的观点和相应的改进意见。为了攻关，成立了一个由吴承康领导的联合小分队。从模型的设计、加工，一直到测试方案的实施，他都认真过问，亲自把关。在试验现场的日日夜夜，他始终和大家奋战在一起，参加试验的准备工作，指挥试验，主持试验结果的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三年多来的攻关实践证明，吴承康提出的洲际导弹弹头防热模拟试验研究技术方案、试验方法以及测试方案都是卓有成效的。为１９７８年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在南太平洋全程飞行试验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项工作获１９８０年国防科委成果二等奖。航空航天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纪念９１０工程十五周年文集》中说：“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９年，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集中攻克型号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技术关键……针对东风五号弹头防热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和地面模拟试验，特别是对烧蚀图像、局部烧蚀……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对完成第一代弹头气动防热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燃烧学的贡献 吴承康在燃烧科学与技术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很高声望。在研究工作中，他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强调结合实际，结合国情。他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注意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弄清机理，以促进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在他主持下的集体多年来在劣质煤火焰稳定方法研究和应用中取得了多项专利和成果，为推动我国燃烧科学技术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还在研究生期间，吴承康首先实现了利用声速方法测量内燃机缸内局部气体瞬时温度的研究，对汽油机爆燃的机理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对“自燃理论”以有力的支持。他还研制了用反射激波后的高温高压区研究可燃混合气自燃特性的激波管，成为此类研究的有力工具。 　　回国以后，他多次参加了我国内燃机燃油掺水的研究，通过科学的论证，弄清了种种没有科学依据和不符合实际的说法，提出了燃油掺水在状态良好的内燃机中并不能显著节油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为国家有关部门作出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迅速发展，能源供应日益紧张。“以煤代油”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吴承康在高温气动力学实验室领导开展了以实现“以煤代油”为目标的煤粉和水煤浆燃烧应用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和重点项目。为节约电站煤粉锅炉大量点火和稳燃用油，国外一般采用高能电弧加热器的方案。吴承康根据国情，提出采用煤粉预燃室技术路线，实现了煤粉锅炉无油少油点火。针对解决电站锅炉劣质煤粉火焰稳定问题，国内外多采用旋流型燃烧器，而吴承康所领导的集体却相继发明了火焰稳定性能明显优越的大速差火焰稳定方法及其装置，实用性能更强的偏置射流火焰稳定方法及其装置等，并在偏置射流预燃室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性能优良、集点火、低负荷稳燃、主喷燃器为一体的三功能新型燃烧器。这些方法和系列装置在工业应用中已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水煤浆是一种代油的新型燃料，在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中，他们提出了与国内外现有技术方案完全不同的包括预燃室和低压雾化技术方案的水煤浆燃烧新构思和新工艺。由于该技术实用性强，很受用户欢迎，从而显示了它转化为生产力的潜力。目前，采用该技术已建成了我国第一台水煤浆工业锅炉。在研究火焰稳定机理和煤的高效率清洁燃烧新技术过程中，吴承康十分强调燃烧空气动力学原理在其中的应用，使该项研究更具有生命力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基础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燃烧新技术、新方法领域中丰富的科学内涵。 　　十余年来，吴承康作为学术带头人领导着一个团结善战的集体，拼搏在燃烧科学的前沿。他亲自主持制定研究方案，指导研究工作，即使在他任力学所副所长期间，行政工作繁忙，他仍坚持每周去东郊工业试验现场检查和指导工作。在他踏踏实实、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带动下，他领导的集体在完成国家攻关任务和重大项目中，开展了大量创造性的科学实验研究工作，共获“偏置射流火焰稳定方法及其装置”等发明专利共４项，“直流型水煤浆低压雾化喷咀”等实用新型专利３项。获中国科学院成果一等奖１项，院、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３项，国家发明二等奖１项。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这些科研成果已逐步转化为生产力，在国民经济建设和推动我国燃烧科学进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涵信院士 数学家，1936年1月生于江苏省沛县。1953年毕业于徐州第一中学，同年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1957年2月入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1959年研究生毕业。1960年至1963年师从郭永怀教授，进行研究生第二阶段（相当于现在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并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流体力学等课程。1972年调入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曾任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现为气动中心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6年以前，张涵信主要从事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用摄动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国内外难以解决的高超声速气流绕钝体的运动；他发展了“高超声速绕流的熵层理论”，建立了高超声速激波层内第二激波形成的条件。由于他的上述出色工作，第一届航空学会成立时，他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受到表彰。 1972年调入气动中心以后，在论证建立自由分子流实验设备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由分子流气动实验的模拟理论”，对设计自由分子流实验设备和处理实验数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解决我国再入弹头气动防热问题，他开拓了“弹头防热、烧蚀和气动力耦合计算”领域并提出了耦合计算方法，建立了耦合计算软件系统，为我国弹头防热设计作出了贡献，他的这项工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此之后，为了进一步解决全天候弹头中的云粒子侵蚀问题，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云粒子侵蚀的实验模拟理论”，对指导云粒子侵蚀实验和建立云粒子侵蚀计算软件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为此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年以后，张涵信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分离流动研究。他首先创立了判定三维定常分离流动的数学条件，并依此证明，对于实际的三维分离流动，其分离线是一条极限流线，周围的极限流线向它收拢；只有三维流动用边界层方程来描述，其分离线才可能是极限流线的包络。张涵信的这项研究，解决了学术界争论多年的“分离线是极限流线还是包络”的问题。张涵信还在理论上指出，如果反过来，极限流线收扰，并不意味着流动一定是分离。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张涵信进一步发现了分离线上存在鞍点、结点交替分布的拓扑规律，并在理论上证明分离线存在鞍点起始、正常点起始和鞍、结点组合起始的三种形态。大量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张涵信的理论结果。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从80年代起，张涵信开始了计算流体力学的研究，他从物理构思出发，独具一格地创立了求解气动方程的混合反扩散差分方法及无波动、无自由参数、具有耗散性（NND）的差分格式，在此基础上，张涵信率领其研究集体，先后为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制了大量气动力、热和烧蚀、侵蚀计算软件，为飞机、战术导弹和再入弹头的气动设计建立了三大软件系统，为此他先后获得了四次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NND计算方法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大量论文引用NND方法求解各种气动问题。 90年以后，张涵信进行了复杂流动的机理研究，他发现旋涡沿其轴线运动时，其横截面流态存在Hopf分叉演变规律，并从理论上证明，轴向速度为亚声速和超声速的旋涡，其横向流的流态与压力关系有本质的区别。最近，张涵信研究了复杂分离流动横向流的拓扑结构，发现了多条横向流的拓扑规律。对于细长体有攻角的绕流，他从结构稳定性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出发，结合数值模拟，深入揭示了细长体背风区流态由对称流到非对称流，到周期振荡流，再到具有混沌特征流态的转换机理，他还发现，由周期流到混沌流的转变，不完全是准周期道路，而带有倍周期的亚谐分叉特征。

郑哲敏院士 著名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早期在水弹性力学研究中取得成就。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研究，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擅长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和理论，并在爆炸加工、岩土爆破、核爆炸效应、穿甲破甲、材料动态破坏、瓦斯突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倡导海洋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性能、环境灾害力学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实验室，为推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原籍浙江省鄞县。父亲郑章斐幼年放牛，念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后来进城当学徒，进而经商开厂，他崇尚实业，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因而全力支持和鼓励子女用功读书，教育子女循规蹈矩、修身养性。这给幼年时期的郑哲敏带来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开始后，郑哲敏入川，先后进成都华阳县中和金堂铭贤中学学习。他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优异，曾因不参与考试作弊而挨过一些同学的揍。他管过伙食，办过话剧团和英文社，乐於为大家做事。 1943年，郑哲敏以理工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改学机械工程系。他喜爱物理，愿意为同学答疑释难，从中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搬回北平（今北京），钱伟长给机械系讲授力学问题，他那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哲敏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对力学产生了感情。1947年毕业后，他留在清华大学作钱伟长的助教，学习钱的摄动法。一次，他读到刘仙洲从美国带回的工程教育杂志，上面宣传应改变工程教育只注重传授经验和工艺的传统，提倡工程教育要理工化，很受启发。1948年，他考上国际扶轮社的留美奖学金，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力学。一年后，他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就当了钱学森的博士生，做热应力方面的论文，有幸能经常聆听到钱学森介绍自己在科学方法方面的心得。在那个著名学府，他听过Ｇ．Ｗ．豪斯奈尔（Housner）、W．D．瑞奈（Rannie）、A．爱尔德依（Erdelyi）等名教授的课，跟豪斯奈尔做过抗地震方面的工作；在跟瑞奈研究Ｂéｎａｒｄ胞格现象时，体验到量纲分析方法的实质。他还有机会聆听到Ｔ．冯•卡门（vonkármán）、G．I．泰勒（Taylor）、J．冯•纽曼（vonNeumann）等大师的报告。耳濡目染和多方实践使他对以Ｌ．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为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的精髓有所体验，其实质在于努力使工程立足於现代科学，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清楚表述、严格分析、创新理论，进而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1952年，郑哲敏取得该校的博士学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希望。取得博士学位后，即着手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他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同年年底，他的老师钱学森也返回祖国，他随即参加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他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1958年，他领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他应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宴请科学家的盛会。总理在祝词中恳切表示，中国的建设要依靠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郑哲敏深受鼓舞，决心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他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理论和应用。经过1960至1962年三年时间的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导弹零部件，使爆炸成形成为以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新工艺，因而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在同一时期里，他还指导另一研究组在爆破技术方面开展研究。通过爆炸成形和爆破的研究，郑哲敏在力学和工程技术之间修架桥梁。1960年，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他所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作等。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预研，郑哲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并主动考虑地下核爆炸威力的预报问题。1965年，他和解伯民与国外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郑哲敏坚持此项研究，应用这个模型预报地下核爆炸效应。1968年12月，此项研究被迫中断。1965年，他还开始做了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即指导兵工部门进行穿甲几何相似律的模型试验。1971年，他从干校回所，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机理，经过10年努力，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表彰他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炸和穿破甲研究的贡献，1982年，国家授予他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70年代末，他应用流体弹塑性理论揭示了爆炸复合工艺的力学规律，为这一工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又荣获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早在60年代，他在研究爆炸成形时已开始注意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质，认为这类基础研究必须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1979年，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材料性质。80年代初，他对金属断裂机制和绝热剪切带的形成和演化都提出了新的模型和理论。1980年，郑哲敏开始了解到我国各类爆炸事故相当频繁，于是他大力提倡和组织事故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煤和瓦斯突出是煤炭生产中的一类重大事故，他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对此复杂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力学分析。自1987至1989年，他的研究集体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展开研究，为建立突出判据提供了重要依据。80年代末，他在爆破方面又获得新成果，他的研究集体创造了一种爆炸法处理水下软基的新技术，并成功地应用於连云港大堤等大工程的施工，获得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0多年来，郑哲敏努力实现他的志向，通过在爆炸力学和固体力学中的科学实践，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从1978年起，郑哲敏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 郑哲敏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常务副理事长，1986年，他任第三届理事长，现被推举为名誉理事。1982至1986年任《力学学报》主编。曾任首届《爆炸与冲击》主编。1988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理事、大会委员会委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3年因在爆炸力学方面的贡献，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　恒 （１９２９— ） 周恒，流体力学家。他发展了流动稳定性理论，提出了线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的非线性理论新方法，推广了常微分方程中的Ｌｉａｐｏｕｎｏｆｆ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提出了柔性壁边界层流动稳定性的新计算方法，克服了过去理论工作中流固交界或固－固交界面处不满足全部连续条件的缺点，将流动稳定性理论用于研究湍流边界层中相干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发现了流行已３０多年的弱非线性理论的重要缺点，并提出了改进方法。建立了壁湍流相干结构的理论模型。 　　周恒，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福建省浦城县。他的父亲曾任中学数学教员。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父亲率全家迁往南昌，后迁赣州、衡阳、桂林、贵阳及重庆等地。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周父告别了教书生涯，改行在电力公司做高级职员。他深知求学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不断督促周恒及两位姐姐努力求学，每到一地都尽力为孩子们选择最有名的学校就读。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周恒转入重庆南开中学高二班，最喜欢的课程是“数、理、化”。动荡的岁月锻炼了周恒的自立能力，１１岁就独自一人住在离家百里外的中学读书，并取得当时名额很少的奖学金。１９４６年读完高中二年级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自学完高三的主要课程，同年考上了北洋大学化工系。第一学年结束时，便获得奖学金。大学二年级时，听赴美归来的教师及工程师介绍美国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后，十分振奋，感到水利是国家的命脉，就转到水利系就读。周恒学习从不硬记硬背或“突击”熬夜，而是力求理解。有了问题，尽力靠自己反复思索寻找答案。考试完后，常常自我检验，从而得知自己答案的对错。１９５０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水利系。之后，留在北洋大学（后为天津大学）任助教。 　　１９５２年，周恒被调到力学教研室工作。力学，是一门内容广泛的学科，对在大学只学了三四门力学课程的周恒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他利用业余时间，按前苏联数学力学系的计划，自学了大部分课程，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周恒爱读书，读书涉猎范围很广，不仅看自然科学书籍，也看马列著作和中外小说。 　　１９８０年，周恒担任天津大学应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３年升任力学系主任，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讲课深入浅出，组织严密，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他认为，人要成才，思想要活跃，不迷信教师和书本，也不迷信权威，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搞好教学又要搞好科研。 　　８０年代以来，已培养博士研究生１１名，硕士研究生２１名。１９８４年，他被任命为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１９８６年任院长。他十分注重抓学风建设和学术梯队建设。在周恒和学校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生院的工作很有特色。在天津大学研究生院，１９８４年９月即在全国第一个倡导建立青年科学基金，着手培养学术带头人。早于１９８５年即严格实行了硕士导师资格审查标准。在掌握学位质量上，实事求是，严格要求，不徇私情。１９９１年，经国家教委严格审查后，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又成为全国仅有的１０所在职人员授予硕士及博士学位资格免检的院校之一。周恒现任亚洲流体力学大会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他担任《中国科学》、《科学学报》编委，《力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常务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力学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之一，国家教委工程力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实验室及国家湍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还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１９９３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最优控制　流动稳定性与气体轴承动力特性的研究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周恒晋升为讲师。到北京听了一个学期（每周一次）钱学森所作关于“控制论”的讲座，受益匪浅，对控制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教学任务较重，每周要讲１０节课，同时，还进行了“最优控制”方面的科研工作。 　　只有有了创造性，有了新见解，周恒才着手撰写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利用继电式元件改进控制系统的一个问题”发表在《力学学报》上。这是我国发表最早的关于最优控制的文章，曾在１９５７年全国第一次力学学术会议上宣读。 　　周恒的科研成就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注。经钱学森同意，周恒每周３天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钱学森亲自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惜只去了３个月左右，就因“反右”斗争，自动化所业务无法正常进行而中止。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被迫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 　　５０年代，我国的流体力学研究基础薄弱，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６０年代，英国的Ｊ．Ｔ．斯图亚特（Ｓｔｕａｒｔ）就提出了流动稳定性的“弱非线性理论”，得到了力学界的公认与推崇。流动稳定性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十分难于攻破的理论问题。当时我国还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出国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１９６２年，周恒选择了流动稳定性这一课题。鉴于当时线性理论已基本完成，但还缺少数学上严格的根据，因此，周恒研究并解决了Ｏｒｒ－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方程这一非自伴随方程的特征值问题及展开定理论，证明了展开式是一致并绝对收敛的，又推广了Ｌｉａｐｏｕｎｏｆｆ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并用它证明了条件稳定性定理，为线性化理论提供了严格的理论根据。同样的问题，美国在１９６９年才分别由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加以解决。但对展开定理，他们只证明是一致收敛，没有证明是绝对收敛。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８年，周恒参与并实际领导了原六机部４４１厂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液浮陀螺仪的研制。当时，信息闭塞，设备落后，实验手段陈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４个单位从事类似的研制，但都遇到转子马达转动时陀螺仪整体自激振荡的难题。周恒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由气体轴承的动力特性引起的。经过了理论分析及实际计算，提出了正确的轴承结构及参数，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受到原六机部科技局及其他研制单位的高度赞扬。其理论成果除在《力学学报》及国际会议上刊登或发表外，已写入与人合作的专著《气体动压轴承的原理及计算》一书中。周恒还与４４１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合作，大胆提出了新颖的结构设计，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制成了能运行的陀螺仪样机。７０年代中期，我国得到国外名牌惯性导航仪器的备件，１９７８年拟对其进行技术解剖，先用Ｘ光透射技术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发现内部结构与周恒设计的很相像，于是就把周恒和４４１厂的同志一起请到某处实地解剖，发现其结构设计的主要方面，几乎全部都与周恒等人的设计不谋而合。 １９７８年后，周恒回到基础科学系，又将主要精力转入流动稳定性的研究工作。１９７９年，４９岁的周恒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非线性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１９８０年，周恒开始担任应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１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行为期７个月的访问。在那里，他仅用５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亚临界情况下平面泊肃叶（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动稳定性的非线性理论》，从而克服了已流行２０年的弱非线性理论对线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时不好用的困难（在实际问题中都要遇到线性化为非中性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这一方法，周恒推广了在层流到湍流转捩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共振三波概念，使得过去虽有概念，但无法具体计算的共振三波演化得以计算，指出了过去认为平面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中不能应用共振三波概念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与同事合作，利用平面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为例，通过实际算例，指出另一重要理论——二次失稳理论——和共振理论有可能统一起来。以上几项成果，曾获１９８５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１９８７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１９８４年，《天津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恒教授对流动稳定性研究有新突破”的消息。我国著名力学家钱伟长说：“周恒同志在非线性理论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沿着这个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Ｋ．斯梯瓦森（Ｓｔｅｗａｒｔｓｏｎ）认为周恒教授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并取得了突破，因此，他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朱兆祥 （1921-2011） 朱兆祥，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在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以及高分子材料的非线性本构关系等方面做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 朱兆祥简历 　　1921年2月4日　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 　　1937—1940年　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建筑科学习。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一二·九”运动，从事救亡活动。 　　1940—1944年　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获工学士学位。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1949年　任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9—1955年　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辅导处负责人，参加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负责组建协会秘书处。1955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迎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5—1959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 　　1959—1985年　任中国科技大学教员、副教授、教授；爆炸力学教研室主任，近代力学系副主任。 　　1985—1988年　任宁波大学校长。 　　1989—1991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1年12月离休。 2011年11月28日晚21：28分在中关村医院去世，享年90岁。

朱照宣 1947年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静悄悄地正在等待着新老师的来临。一位十七岁的少年走上了讲台，用英语开始了讲课。当时，台下听课学生的年龄，没有一个不比这位教师大。从此，这位少年开始了他几十年漫长的教育生涯他就是《力学与实践》前任副主编朱照宣教授。 朱照宣教授生于1930年7月，江苏无锡人，194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土木工程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于1950年6 月获数学理学学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在同济大学任教，1959年曾在复旦大学兼课。1963年调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主持一般力学教研室的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一般力学教研室主任，力学系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力学与实践》杂志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力学史编写组主编，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朱照宣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四十多年来他主讲过的课程有：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画法几何，工程画，高等数学，结构力学，理论力学，振动理论，非线性振动，力学史，非线性力学，浑沌，时间序列分析等十几门课程。他讲课深人浅出，思路清析，富于启发性，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善于从一两个简单的例子着手，逐步把学生们的思路引向一些深奥的理论。他在《力学与实践》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如“什么是浑沌”（1985年第4期），“点格自动机”（1987年第2期）等，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风格。为了使学生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他喜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间题来测试学生。许多学生说，最“怕”朱老师出的是非题，然而弄清朱老师出的是非题，对于理解概念大有裨益。朱照宣讲课的第三个特点是熔教学与艺术于一体。他常说讲课是一门艺术，比较注意从一些艺术表达技巧方面吸收营养。学生们反映，听朱老师讲课好像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从教已四十多年，他常说：“我是教书匠”。他对教学工作精益水精，即使是讲授他已经教过十几遍的理论力学课程，他仍然要花费讲课的几倍时间于备课，每次讲课都要从新写讲稿，在教学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和别的同志一起编写的《理论力学》（北大出版社，1982年）教科书，集中反映了他在理论力学方面的教学经验。这本书从体系到内容都有一定的特色。 在他担任《力学与实践》副主编期间，他协助卞荫贵主编做了大量的工作。每篇文章的最后审定，都要经过他仔细过目。每一期上发表的义章，他都有详细的摘要。 朱照宣教授的知识面很宽，又具有良好的外语基础。他很注意国外的新学科、新动向，并能及时组织翻译，介绍到国内来。在六十年代时，经他审校的翻译著作有《非线性振动》（古屋茂势，吕绍明译），《非线性振动理论中的渐近方法》（波戈留博夫等共，金福临等译），《力学及电学系统中的非线性振动》（斯笃克著，谢寿鑫等译），他还参与了《力学译丛》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八十年代他审校了《流体流动中的有限元法》（勃雷比亚，康纳著，吴望一译），《非牛顿流体力学》（陈文芳茗），他翻译了《连续统物理的从本原理》（爱林根著）等著作，他还校订了《弹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胡海昌著，英文版）。七十年代后期，他认为材料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应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力学界，他是传播突变（catastrophe）、浑沌（chaos）、点格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格子气流体力学（laffice-gashydrodynamics），神经网络（meural network）等新学科的积极分子，并进行了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朱照宣的论著有：《连续框架分析新方法—影响因子法》，《圆周率》，《弹塑性梁和板在冲击作用下的最大挠度》，《理论力学》，《非线性动力学中的浑沌》，《立方浮块平衡态的分义》，《非线性振动和浑沌》，《什么是浑沌》，《牛顿“原理”三百年祭》，《点格自动机》等。 1978年他参加了全国科技规划，是总纲编写的五人小组成员。同年他参加了全国力学规划工作。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饮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后，《力学》卷的编辑工作从1979年开始。朱照宣是《力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力学史编写组主编。他协助钱令希主任做了大童工作，从划分各分支学科，设立条目，邀请条目撰写人，直至编辑、文字加工等，花费了他大量心血。此外，他还亲自撰写了力学史方面的许多条目。1985年8月，《力学》卷得以较早地与读者见面，这与朱照宣教授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朱照宣教授为人正派，谦虚好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许多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为他的品质所感动。他经常谦虚地说：“我乐于做秘书工作”。四十多年来，朱照宣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教节匠”，“秘书”等平凡的工作，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品质：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

庄逢甘 （１９２５— ） 庄逢甘，空气动力学家，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工作。它组织领导了我国主要的空气动力学实验基地建设，建成了从低速到高超音速的成套设备，并组建了一支空气动力研究的骨干队伍。他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庄逢甘，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１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小业主家庭中，父亲庄德成曾开办过榨油厂，母亲潘淑贞操持家务。庄逢甘是家中长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抗日战争期间他考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经过数学老师赵型的指导，提高了他学习的兴趣与自觉性，曾几次在数学比赛中获奖。高中时期，他曾读过《本杰明·福兰克林自传》（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庄逢甘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赴重庆进入交通大学读书。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随学校迁回上海。１９４６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系，并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７年赴美留学，在途经日本时，竟遭当时日本政府阻挠，不允许登岸。他身为战胜国的国民对此无理之举甚感愤懑。这一经历加重了他为提高中国地位而努力的责任感。在美国期间，他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流体力学教授Ｈ．Ｗ．李普曼（Ｌｉｅｐｍａｎｎ）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１９４８年６月获硕士学位，１９５０年６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湍流统计理论”。同年５月，他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学者。当时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正在该校古根海姆（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喷气推进中心任主任，庄逢甘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仅有机会经常受到钱学森在学业方面的指导，而且有机会共同探讨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１９５０年秋在克服了重重障碍之后，他终于回到上海。回国之后，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单位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１９５３年他与戴淑芬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自１９５６年至今他投身于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工作，由于他在空气动力学学术研究方面、以及在组织领导空气动力学的试验基地建设、解决多种飞行器的气动力设计中的关键技术方面的成就，他在空气动力学界及科学技术界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庄逢甘长期兼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并于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还先后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航空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第五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国家科委理论和应用力学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宇航学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曾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空气动力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倡导者 庄逢甘在空气动力学的许多领域中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告６０余篇，内容涉及空气动力学理论、试验和测试技术等各方面。早在５０年代初，他发表了论文《湍流统计理论》，在海森伯谱传输项的假设下，首次得到了准确的湍流谱解，给出了伯格方程的初值问题的准确解。他对有随机边界条件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进行长期的研究，早期在《论湍流衰变》一文中，引人了双尺度湍流概念，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多年来他积极倡导发展计算空气动力学，早在６０年代就十分关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与计算方法研究。当时国内计算机水平很低，但他坚定地提出必须在我国尽快地开展计算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以便将来迎头赶上国际潮流。他曾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计算流体力学会议，在会上作了“计算空气动力学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中国第一届流体力学数值方法讨论会上作了“再入空气动力问题与计算空气动力学”报告；在全国计算物理会议上作了“高速粘流数值计算”报告。这些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计算空气动力学在今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航空航天高新技术中的应用前景。近２０年来，他亲自指导并参加了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以他为主撰写的《求解气体动力方程的匹配迭代方法》一文曾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流体动力学数值方法会议上宣读。近年来，他和同行一起研究用ＮＮＤ格式解流体力学问题，在一些复杂流动中，已获得计算结果。１９８７年，他在美国航空和宇航学会（ＡＩＡＡ）第八届计算流体动力学会议上作了“中国计算流体动力学”报告，向国际同行介绍我国计算流体力学的成就。他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超音速及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理论及实验研究，再人飞行器的热防护理论、烧蚀机理及其数学模型，有化学反应及质量引射的边界层理论等。自１９８０年以来，他与陆士嘉教授倡导的我国“旋涡及分离流动研究”已举行过５次全国性的研讨会。１９８９年，他所领导的“旋涡、激波和非平衡起主导作用的复杂流动”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在该课题研究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在第１８届国际航空理事会上所作的“旋涡控制”学术报告获得理事会的最高荣誉奖（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Ａｗａｒｄ）。以他为首的课题组包括国内１００余名老、中、青学者与研究人员，４年来发表了３００余篇论文与报告，在国内是少有的一支联合而稳定的队伍，所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国际上活跃的前沿题目。在３０余项出国交流之中，取得了很好的反映，于１９９４年继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气体流动中旋涡、分离的流动机理与控制”的支持。该项研究表现了他杰出的科研见解与组织领导才能。 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试验基地建设的主要技术领导 　　庄逢甘是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试验基地建设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这些基地分别建于５０年代与７０年代，当时缺少国际援助与信息，不论在经济上与技术上都存在许多困难。在他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国防科委空气动力专业组领导工作期间，在领导制定总体规划、确定方案、解决各种技术问题中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气动力试验设备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当时钱学森任空气动力专业组组长，庄逢甘任副组长，与郭永怀等亲自主持了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试验基地建设，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停止。他曾提出，在试验基地建设期间，实验技术与测试技术必须同时启动，设备的自动化与计算机控制应及时配备。我国试验基地建设过程中低速风洞与高速风洞及其它特种风洞几乎同时起步，技术上难度大，但是大大缩短了建设周期。我国试验基地建设的历程不同于西方国家，他们从低速风洞建设开始，经历了几十年漫长的路程建成试验基地。在设备建设方面结合我国国情，他提出许多新的方案，例如，为了满足我国自行研制喷气发动机的需要，将原有的冲压发动机试车台改建为喷气发动机与冲压发动机共用试车台，直接服务于运载飞行器和飞机发动机性能研究。试验基地的各种设备在我国卫星、导弹的研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同行对于我国自力更生建造的试验基地给予很高的评价。 　　庄逢甘也是一些重要飞行器气动力专业组织的主要技术领导，曾主持过一系列型号气动力问题的预研与方案审议、技术讨论和难题攻关，解决了许多重大空气动力学问题。我国试验设备的模拟能力低于先进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型号设计、研制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更多、承担的风险更大。当时曾提出空气动力学要为型号服务，必须与其它学科紧密协作，联合攻关。例如，他领导了一个攻关办公室为解决一项战略型号的关键技术，组织了全国几十座设备，几百名具有不同专业的专家与技术人员参加的巨大工程，长达１５年之久，从而保证了型号研制成功。又例如，对再入飞行器的稳定性提出了确定性的指标，在确定热防护方案过程中，提出了关键性指导意见，经过多年飞行试验，证明了这些意见的正确。在我国他最早提出非定常气动问题在运载火箭研制中的重要性，并于６０年代即确定开展非定常气动特性及非定常载荷的研究方向，建立了专业队伍。他还是“弹头烧蚀防热研究”课题的第一任组长。并且他注意空气动力学的工业应用，例如运用超音速喷管设计的理论指导火焰切割喷枪的设计，为此获国家三等发明奖。他还担任香港宝莲寺大佛设计评委会主任。随着一代一代新型号的发展，庄逢甘始终在技术决策中发扬民主并作出判断。为此他获得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１９８５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丁　儆 （1924—2013年） 丁儆是爆炸力学和爆轰学家，力学教育家，我国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倡导者之一。长期从事爆炸力学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对爆轰理论和爆炸材料的力学性质有深入研究。为发展我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促进我国爆炸力学和爆轰学的进展和国际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对我国最早发明火药及火药的军事应用历史作了认真的研究；近期致力于爆炸灾害的预防与控制研究。 1924年出生的丁儆，17岁时考取浙江大学，1948年赴美国留学，攻读化学工程。1949年初，他和葛庭燧、侯祥麟等一同发起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组织留美科协响应祖国号召，推动留美同学回国，他自己也毅然中断学业，于1950年9月回到北京，应聘在华北大学工学院任副教授。与他前后回国并在北工任教的留美科协会员还有王守武、葛修怀、吴大昌、程光玲、胡为恒、刘淑仪、傅君诏、颜鸣臬、陈荩、陈荩、陈肖南、彭兆元、谢焕章、周政歧等。 50年代，丁儆在北工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弹药装药加工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参加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起草了弹药、装药火工品和烟火技术等部分的规划；负责建立了在北京的第一个用于课题研究的爆炸实验室。50年代末期还与同事、我国女火工专家陈福梅教授一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大爆破用毫米雷管和尖端武器用微秒雷管。 60年代初，他负责组建了力学工程系并任系主任；领导了对三种导弹战斗部的反设计研究，促进了我国导弹战斗部技术的进展；在王淦昌教授等的领导下，他负责组织领导了核武器使用的高能混合炸药及精密装药技术研究，并协助郭永怀教授主持爆轰物理组的工作。他的许多研究与试验都直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平添了一羽腾飞的翅膀。 80年代初，丁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丁儆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1988年以来，他致力于建设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丁儆在参与培养大批本科生的同时，还先后培养了12名硕士生、16名博士生和3名博士后。他的学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更光、博士生导师恽寿榕、汤明钧和著名学者丁雁生、梁德寿等。 2013年2月17日6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杜庆华 （1919—2006年） 杜庆华，固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他为我国工程力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在结合航空、水利、机械等工业的力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成果。积极倡导与推进边界元法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并作出了贡献。 杜庆华，1919年4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毕业后在成都航空研究院和航空机械学院从事发动机热力学和发动机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47年考取当时教育部公费留学，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固体力学，1948年6月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48年9月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在冯·米泽斯（vonMises）教授指导下进一步学习流体力学，并于1949年6月获航空工程硕士。1949年9月又回到斯坦福大学，在S．铁木辛柯（Timoshenko）教授和J．N．古笛尔（Goodier）教授指导下进一步从事航空轻结构的力学研究工作。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于1951年4月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杜庆华在美国学习期间，一直关心着国内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准备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48年至1951年回国前，参加了中国留美科协的建立和促进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工作。曾担任留美科协国际宣传干事及海湾地区（旧金山）负责人。1949年他回到斯坦福大学从事航空轻结构的力学研究工作。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他完成博士学位，立即克服种种困难，冲破美国当局的阻拦，于1951年6月回到祖国。 杜庆华回国后，1952年7月以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力学教研组主任。1952年夏季，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杜庆华根据需要，来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并任力学教研组主任。 鉴于当时清华大学力学师资严重缺乏，一大批刚入学二年的大学生被抽调出来补充教师队伍，以迅速适应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的需要。杜庆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肩负起对这些年轻教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他亲自讲授力学理论课程，作教学示范，带领他们走上了教学工作岗位。这批近30人的师资力量，长期以来是清华大学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骨干和带头人。 在基本教学稳定的基础上，杜庆华考虑的是如何编写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他主编了由他和张福范、贾有权、孙训方等同志共同撰写的中国第一本《材料力学》教材。内容结合中国工程实际，深入浅出，难易适度。从1957年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被高教部指定为工科通用教材，一直沿用至60年代末期，为中国工科专门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杜庆华参加了国家科学规划工作。基于国家对工程力学人才的需要，杜庆华和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张维等共同建议在中国举办工程力学研究班。从1957年春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负责，先后举办、了三届，杜庆华是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并亲自讲授了固体力学、分析力学等多门课程。学员由高校力学教师，研究院、所的科技人员和应届工科毕业生组成。经两年的近代力学理论和结合实际的专题研究工作，为中国培养了近300名工程力学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这批人才在中国力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相当多的人在毕业后长期工作中仍不时得到杜庆华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杜庆华是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特别是固体力学专业的创办和奠基人之一。早在1956年就受学校领导委托，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工程力学专业（包括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两个专业）。1958年工程力学数学系正式成立后，张维任系主任，杜庆华长期担任系副主任和固体力学教研组主任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为系和专业的发展、教学计划和主要课程教学大纲的形成和完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高层科技人才的需要，杜庆华自1959年开始指导研究生，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已培养了8名研究生。他们的研究工作大多结合航空、航天、机械、水利工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在培养学生理论分析、计算能力的同时，特别强调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目前，这些同志中有不少已成为力学研究骨干力量，有的成了学术带头人、国家级专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和建立学位制度以来，杜庆华担任了主管研究生教学的系副主任并重新承担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先后开出了固体力学基础、计算力学、应用连续介质力学、边界积分方程与边界元法等研究生课程，除指导多名硕士研究生外，至今已完成22名博士的学位论文指导工作。 杜庆华数十年来一贯注意学科前沿的最新动向，从不间断查阅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在1967年短期复课期间，他就给学生介绍过有限元法方面的新思想，70年代初，他呼吁国内注意国际上在有限元法及断裂力学方面的发展动向。1978年，他又注意到国际上边界元法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始受到广大学术界的重视。于是在国内首先创导开展工程中边界元法的研究，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组织起清华大学的工程中边界元法研究组，开始跟踪国际上这一最新进展。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在工程中的边界元法方面作出了国内第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二维、三维弹性应力集中问题包括典型回转体构件扭转、轴对称及弯曲的应力集中问题方面作出了一批边界元分析的成果，并先后对克希霍夫平板弯曲问题提出了一种高精度的边界元计算方案及一种效率较高的外点法计算方案，应用于航空壁板计算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指导博士生研究工作中，他发展了边界元－有限元耦合法，以充分发挥边界元、有限元两种方法的长处。他首先研究了在应力集中区采用边界元、周围区域用有限元的方法，研究了弹性及弹性塑性应力分析问题，其中包括有限元区域采用杂交/混合有限元与边界元法的耦合。后来也研究了非线性区域如弹塑性、粘弹塑性区用有限元、弹性无限域用有限元的耦合方案。 他带领研究组10多年持续不断地对边界元法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年来由应力分析发展到裂纹体的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对自由振动分析提出了边界元模态综合法计算方案，并对能充分发挥边界元法长处的弹性及弹塑性接触问题，考虑脆性材料中裂纹的结构软化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此外在边界元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基本解的建立、各种不同边界元法方案的建立与比较，以及线弹性问题边界元解误差的直接估计及自适应边界元方案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特色的创新工作。 1982年，杜庆华在《固体力学学报》上发表了国内边界元法研究方面第一篇比较系统的论文，并由《固体力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在武汉进行了讲学。同年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四次国际边界元法学术会议，开始把他领导的清华大学研究组的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在这之后，杜庆华更是积极地发挥了国内工程中边界元法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的牵头作用，以及扩大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联络作用。至今他已亲自组织了三次全国工程中边界元法学术会议。 1985年，他在意大利参加第七次国际边界元法学术会议时，与日本边界元法研究的著名学者田中正隆教授等人开始酝酿举行中日双边的边界元法学术交流会。回国后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边界元法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英、法、德、奥、日等国的学者20余人。从1987年起开始举行中日双边会议，至今已举行了四届。在这些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发表了与国际同行水平相当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对各方均有收获的学术交流。 2006年11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7岁。

郭尚平 流体力学家、生物力学家、油田开发专家 1930年3月17日生于四川荣县，籍贯四川隆昌。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副博士学位。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 首先提出“微观渗流”概念、理论和实验技术，为提高石油采收率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使渗流和油藏工程研究深入到多孔介质的孔隙裂隙层次让渗流力学与生命科学交叉渗透，首先提出“生物渗流”思想和理论，获国际同行高度评价。提出压裂采油中的渗流理论及集群(整体)压裂概念和效果(1957)等。我国最早按正规设计开发的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主要设计人之一，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开发工作组渗流研究计算组负责人，为我国油田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胡海昌 （1928-2011年） 弹性力学家。1928年4月25日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弹性力学(包括平衡、稳定和振动)的研究工作，亦稍涉及塑性力学与流体力学。1956年在弹性力学和塑性力学中首次建立了三类变量的广义变分原理，并首次指导同事和学生把这类原理用于求近似解。日本人鹫津久一郎比他晚一年独立地重建了上述原理。由于它在有限元法和其它近似解法的重要应用，后来受到美、日、英、苏、德、法等多国的学术文献、专著、教科书广泛介绍和引用，并称之为胡－鹫津原理。 2011年2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黄克智 力学家。1927年7月21日生于江西南昌。1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教授、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断裂力学方面，对工程中重要的幂硬化材料提出新的裂纹尖端奇异场理论，基本解决了国际上的难题，并提供了新的结构缺陷评定方法。在壳体理论方面，提出薄壳统一分类理论，发展了分解合成法与边界层二次近似理论，显著提高了壳体边界层的精度。在应用力学理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方面，首创的换热器管板设计方法被颁布为国家标准，比国际同类规范有重大技术性突破，领先于法、美等工业国家的同类设计方法，已在国内工业部门广泛应用。

经福谦 （１９２９— ） 经福谦，爆炸力学和高压物理学家，中国实验内爆动力学和动高压物理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对发展我国高能量密度聚能系统设计技术和冲击波极端条件下物质性态研究作出了贡献。 　　经福谦，１９２９年６月７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抗日战争期间随家西迁，先后就读于重庆市临江门小学，江西省九江中学，福建省格致中学。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翌年人南京市金陵中学。１９４７年，考入江苏学院先修班，后转入数理系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转入安徽大学物理系就读，１９５０年，又转入南京大学学习。１９５１年暑假，他参加了由南京物理系组织的赴陕北油田学生暑期实习队。实习期间，他参观了古静肃穆的黄帝陵和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陕北石油勘探队和延长油矿的现场实习。他深深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历史久远，幅员辽阔，革命老区的纯朴民风和欣欣向荣的建设情景，对激发这位年轻学生立志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 　　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后，他被分配到长春地质学院任教。在他进入地质学院时正值该校建院初期，他负责筹建电子学实验室，翌年又负责筹建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地震勘探教研室。筹建任务要求他去熟悉那些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专业，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需要。他没有畏难，通过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于１９５４年暑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１９５６年晋升为讲师。 　　除筹建任务以外，他还担任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先后讲授了“地震勘探”、“普通地球物理勘探”和“综合物探方法”等课程，并负责指导学生毕业论文，领导“地震勘探”课程的教学实习等任务。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他在教学工作中，虚心学习，认真备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 　　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暑假，他先后担任长春地质学院营城煤矿和松辽平原地质勘探队的技术负责人。那时营城煤矿已是一个开采有年的老矿，这个勘探队的任务是探明矿区边缘有无进一步延伸开采的可能性。松辽地质勘探队是大庆会战前负责全面地质普查的勘探队之一，主要任务是用人工地震方法探测地层构造的区域性变化概貌，搞好从松花江向北延伸到景星地区的一条长距离人工地震剖面的普查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发现了肇州地区的地下存在一段地层隆起。１９６０年暑期，他参加了大庆油田会战初期地震勘探资料综合分析，他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以赤子之心，脚踏实地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孜孜不倦的工作，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正当大庆油田会战的紧张时刻，上级突然调他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工作。为了崇高的事业，他放弃了熟悉的工作，愉快地服从了调动。专业大改变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没有退缩，没有畏难，而是满怀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高昂热情，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又一个崭新的创业活动中。他所从事的新领域涉及到爆炸力学和高压物理两个学科，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在这个领域中辛勤地研究，默默地耕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政治迫害，停止工作达４年之久。但是一经平反，他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经过３０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我国在这一领域里出色的学术带头人。 　　为了更好地将科研成果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他积极组织人力投入技术开发工作。１９８６年，他亲自担任上海国棉２５厂主车间的控制爆破拆除的技术领导，这是当时在闹市区进行的一次大面积控制爆破，爆破效果得到了国内专家和外界的一致好评。他曾为几个较大规模的的控制爆破的设计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做出了成功的技术决策。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经福谦还是教学和培养人才的热心人。在他担任西南流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时，就积极申办培养研究生事宜。他是北京理工大学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军械工程学院的兼职教授，成都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所）两名所长之一。他以谆谆教诲的热情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深得年轻科技人员的尊敬。 　　经福谦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四、五届理事，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副主任、第三届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会第三届理事，第四届、第五届常务理事，高压物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和第二届主任，他是《力学学报》、《爆炸与冲击》的编委，《高压物理学报》的常务副主编。 　　由于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１９８４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１９９１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１９９３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人民代表。 中国实验内爆动力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高能量密度极端条件下的物理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其中的能量聚集系统主要涉及到力学问题，而高能量密度状态下物质的行为则与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甚至核物理学科密切相关。采用炸药爆轰的内爆驱动技术是实现能量聚集的一个重要方法，近年来陆续报道的用炸药内爆技术产生人工热核反应；造成数十万到数百万高斯的强磁场；实现数百吉帕压力的准等熵压缩等，均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经福谦于１９６１年开始参与组织并亲自参加我国实验内爆动力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集体主要研究炸药驱动内爆系统的设计技术。当时，国外仅有少数几个研究机构从事此类研究，由于保密原因，基本上查不到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则是一片空白。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对内爆过程中动力学规律的理解和炸药能量的有效利用进行研究。他们对内爆过程的冲击波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炸药能量利用率等基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认识。在这些研究中，以经福谦为主所作出的科学贡献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内爆动力学半球模型实验设计技术中，他从实验发现，用声扰动传播范围确定边侧稀疏区是对边侧稀疏边界的一种高估。据此，他提出了“严重稀疏范围”，即可以观察到的稀疏范围的观点。他利用Ｍ．Ａ．库克（Ｃｏｏｋ）提出的“爆轰头”概念，认为由“爆轰头”确定有效装药长度是决定严重稀疏范围的主要控制因素，并在定量上得到了与实验基本符合的结果。后来有人对这个观点的数学描述作过一些改进，但基本思想并无改变。这个基本观点，对扩大半球模型实验能力和应用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为了研究更深层次的内爆动力学全过程，需要进行超半球模型实验，其中一项关键性技术是对由内腔引出信号传输线的保护问题。他与人合作提出“绝对保护”和“相对保护”两个方案，后经实验，“绝对保护”方案获得了成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工作需要，经福谦后来被调任该研究领域的技术领导。他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组织工作经验。这对他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建立规范性的研究程序创造了条件。高能量密度物理“人工热核反应研究”项目获得了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主要研究者１０人，他被列为第７位。

李灏，1917年9月18日生于上海市。固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长期从事应用数学和固体力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断裂力学和损伤力学的研究。创办了华中理工大学力学系，为培养力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李灏在青少年时期就对数学与物理学有浓厚的兴趣。193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同年考入上海市交通大学。1935年，他参加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是学生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他转入圣约翰大学物理系学习，于1939年冬毕业。 　　 1940年起，他在圣约翰大学物理系任教员并同时攻读数学学位，于1942年获理学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对数势论》得到了教授们的称赞。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最初，他在圣约翰大学任教至1945年，1946至1949年，在之江大学和上海工专任讲师和副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应聘于东北工学院，担任数学系系主任。1951年到湖南大学任力学教授。1953年因院系调整，李灏来到武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理工大学），自那以后，他一直在华中工学院任教。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山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和武汉工业大学等校兼任教授。　　 李灏在力学界担任了众多的社会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数学学会；60年代初，他积极筹建湖北省暨武汉市力学学会，并担任秘书长。在他的组织下，湖北省力学学会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省级学会之一。后来，他在湖北省暨武汉市力学学会任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还曾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理事，以及断裂力学专业组副组长和疲劳力学专业组副组长，并是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组的成员，曾多次参加全国力学发展规划工作。在此期间，他接受中国力学学会的聘请，筹办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学报》并任副主编。此外，他还是《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的常务编委、《科学探索》杂志的名誉编委，以及《复合材料学报》的编委。在国际上，他则是法国著名刊物《理论与应用力学》的国际编委和国际刊物《工程材料和结构的疲劳与断裂》的编委。

李敏华（1917— 2013年） 固体力学家，毕生从事塑性力学和应力分析研究，近年来致力于疲劳理论及机制的研究工作，并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方面，取得不少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力学人才。 李敏华，女，1917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苏州市）的职员家庭。母亲思想比较开明，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中学，支持李敏华姐妹自小读书。1925年，李敏华刚到上海不久便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滩上，英国巡捕随便打杀中国人，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的种种事实，给少年的李敏华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年，日本侵略军侵略我国东北三省。李敏华当时就读于务本女中，该校的校长很爱国，鼓励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并组织了军事训练。一次上音乐课时，正好是五月四日，音乐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参加北京“五四运动”的经过。在李敏华的心中激起一股热浪，决心毕业后要去北平（北京）读大学。1935年，她考入清华大学，不久，便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她一面和所有爱国青年一道积极参加示威游行，一面更加刻苦学习，并决心以己之所学报效祖国。 　　在大学一年级时，李敏华认识了吴仲华，他们有“理工救国”的共同奋斗目标和对摄影和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好友。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随学校经过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艰难的战争条件下，学习生活紧张而窘迫。1940年大学毕业后，李敏华和吴仲华分别被留在航空工程系和机械系任助教，不久结为终身伴侣。1944年她与吴仲华共同赴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不久，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当时美国妇女生育之后，大多是在家里照顾孩子，而李敏华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先后于1945年和1948年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妇女，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李敏华回忆说：“我之能够学成，是由于有学成后回国服务的坚定信念；也是和吴仲华帮助我照顾孩子和家务分不开的。我们合理地安排时间，共同照顾孩子，克服种种困难才得学成。”李敏华的大部份硕士论文工作都是在晚上，由吴仲华照顾孩子，挑灯夜战完成的。 　　那时的美国对妇女还很歧视，她在开始读博士时，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负责本科生的教授说：“我不能看到机械系有女博士。”幸好负责研究生工作的苏特勃（Sodeberg）教授支持她，在读博士期间，李敏华选修了热力学课程，肯能（Keenen）教授在一次发考卷时说：“这次考题很难，很多人不及格，第一名考95分，是吴夫人（Mrs. Wu）。”后来肯能教授夫人在一次茶会上对李敏华说：“开始肯能教授对你不相信，所以出难题考考你。通过这次考试肯能教授才相信。” 　　李敏华的硕士论文做的是“用散射光弹解轴扭转”方面的工作。她先认真看了光学书中全部有关散射光的内容。再将散射光的特性、散射光弹原理与轴扭转问题的特点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用散射光弹解决轴的扭转问题的简单新方法，得到了应变分布。她的博士论文是亚谐振动。导师邓•哈托（Den. Hartog）指着自己所著《机械振动》一书的一段话说：“这就是作博士论文的题目。”并补充说：“博士论文的题目不一定能做得出结果的。”邓•哈托本人在书中就写道：“由于这涉及到变系数非线性方程，很显然，这样的分析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当时，吴仲华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去克利物伦（Cleveland）NACA路易斯发动机研究中心工作。李敏华利用暑期中学放假，请了一位中学生照顾孩子，以便她进行论文工作。她查阅亚谐振动的文献，查到电子系统有产生亚谐振动的少量文献，而机械系统只有一篇叙述产生亚谐振动的一个机械模型，并且只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才会发生亚谐振动。她分析得出了电子系统在振荡过程中，系统的系数是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亚谐振动；而机械系统中这些系数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才产生亚谐振动。根据这些理解，她得到亚谐振动的解法，并算出了一个例子。邓•哈托教授在看了她的方法和计算结果，并进行简单的校验之后，感到无比高兴，对她说：“你解决了！”于是，导师进一步要求她对初始相差的整个范围进行计算。这个工作是她带了两个孩子在吴仲华工作的城市完成的。李敏华终于成了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方面的第一位女博士。波士顿报纸在报道该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时提到：“中国的李敏华，几个孩子的母亲，证明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获得博士学位。” 　　为了取得进行科研工作的实际经验，吴仲华和李敏华决定获得博士学位后，做一段工作再回国。随后，李敏华也在NACA路易斯发动机研究中心强度研究室任研究科学家，进行塑性力学的研究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立即离开NACA转到学校工作，为回国作准备。但不久，美国政府对在大学工作的中国理工科留学生回国横加阻挠。经过几年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终于在1954年暑假离开美国，绕道西欧、苏联回到祖国。 　　回国后，李敏华为青年教师开设塑性力学课，并组织讨论塑性理论和蠕变理论，推动了中国进行塑性力学方面的研究。以后她参加航空航天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1959年前后，她领导了为新研制的复合材料试件进行高温试验以及瞬态加热加载材料实验机的研制工作。70年代中期，她参加航空发动机故障分析会，承担了喇叭形涡轮轴在扭矩作用下的应力分析。这次故障分析会，使她深深感到疲劳问题的严重性。为此，自80年代后，她又开始从事疲劳研究。同时发起组织侧重宏观研究的全国疲劳学术会议，推动了学术交流。 回国以后，李敏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组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固体力学研究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力学学报》、航空学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力学学报》、《航空学报》和《固体力学学报》编委。李敏华还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妇联执委，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1984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李敏华先生于2013年1月19日上午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林同骥（1918—1993） 林同骥，著名流体力学家。在稀薄气体力学、高超声速、跨声速空气动力学和不可压缩流体动力学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再入飞行器防热、再入物体的表面烧蚀和不可压缩振荡流等方面，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海洋工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林同骥，1918年12月1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祖父为清代进士。父亲林鼎章，早年中举，民国后攻读法律，是一位法官，曾任最高法院庭长。母亲操持家务，家境小康。父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林同骥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年幼时兄姐们刻苦攻读的情景对他有着较深的影响，大哥林同济是3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的博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文学，是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二哥林同炎是世界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曾获美国总统国家科学奖章。 幼年时，林同骥插班上过一年多小学。1932年夏，他在北京汇文中学开始了中学生活。1933年到1937年他随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中学时代的林同骥聪敏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受到学校的嘉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迁往重庆，毕业于四川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目睹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烂炸，他决心投身航空事业，于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2年毕业后，在四川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发动机的修理和检验工作，还跟随试飞。三年的实践对他一生的科研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擅长理论研究，但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实际、工程应用和实验研究。 1945年，林同骥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他先在英国卜力司土（Bristol）飞机制造厂做了半年实习工程师，后进入伦敦大学航空工程系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常是最后离开学校图书馆的一个读者。 1948年，林同骥获得伦敦大学研究生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在华盛顿大学从事稀薄气体的研究和教学。当时加州大学稀薄气体研究室是美国稀薄气体领域研究的中心。林同骥在稀薄气体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他们的重视，并邀请他前往加州大学工作。1953年，林同骥到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从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方面的研究。 1955年秋，林同骥满怀爱国热忱，偕同夫人张斌，怀抱尚未满月的女儿，远涉重洋，毅然回国。在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带领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暂冲式超声速风洞，为我国实验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此，他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出席了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他所领导的研究室也被评为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为培育本国的科技人才，他亲自编写讲义并进行讲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夫人张斌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达７年之久。当时他的3个子女还很小，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承担了人造卫星回收方案的研究工作。不久，他也受到迫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舍弃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射流理论、小曲率半径喷管跨声速理论研究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1973年，林同骥投入了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的防热研究。有关工作曾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国防科委二等奖和国家发明四等奖。为表彰他对我国国防事业的贡献，1984年，他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林同骥在分析了力学发展的新趋势后认为：从学科发展上看，一些基本性的流体力学问题，如分离和旋涡运动的研究已刻不容缓；从应用上看，流体力学除结合航空航天技术外，应积极开展新兴的、基础的、应用面较广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必须密切配合，通过小型实验设备、先进的测试手段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进一步认识一些既复杂又基本的流动现象，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1982年，他担任国家科委六五攻关项目工程力学中若干重要问题研究协调组组长。1986至1990年，他主持七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问题研究，并亲自带领课题组同志承担海洋工程流体力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课题之一——振荡流动和旋涡运动。 自70年代末起，林同骥还担任了许多力学方学方面的职务，例如，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自1982年起，任数理学部常务委员。1980年起，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在1982至1990年期间，他是该国际联合会大会委员会的成员。1983至1991年，任亚洲流体力学学会副主席。1986年至今，任国际《流体动力学研究》杂志的编委。1982年至1986年期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等职务，为我国力学学术刊物的出版耗费了许多心血。他还担任第一、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此外，林同骥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为推动中国力学科学的发展，促进中国力学科学与国际力学界的交流作出贡献。 1993年7月29日，林同骥逝世于美国，终年75岁。

钱寿易，1917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父母早逝，钱寿易由大哥钱寿舒抚养长大。他自小聪明好学，天赋过人。1923年9月，考入省立苏州中学附属小学，1929年9月，考入省立苏州中学初中班，1935年9月，考入省立苏州中学化工科。同年，18岁的钱寿易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考试，由于成绩特别突出，被三所大学同时录取。 考虑到毕业后经济上能有所保障，钱寿易选择了进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学习。 1939年大学毕业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之际。日军为了切断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炸毁了滇缅公路。政府当局决定快修一条缅甸到云南的铁路，钱寿易和几个同学毅然加入了筑路大军。1942年，日本侵略军从缅甸打了进来，筑路的人们乘卡车仓皇撤离，日军骑兵又险些在公路上把他们截住，他们只得弃车钻入高黎贡山，10天之后才从山上下来，一个个都成了野人似的。眼见日军侵略者践踏中国国土和烧杀中国百姓，钱寿易非常愤怒，他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1943年6月，铁寿易在大哥的资助下来到美国，考取了美国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土力学和结构力学。他于1944年和1946年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力学实验室研究员。在这段时间里，钱寿易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土的结构对强度特性影响的新理论。他的理论引起国际土力学界的重视。　　 1947年后，钱寿易先后担任美国波土顿FaySpotford＆Thorndike工程顾问公司土工和结构工程师，美国纽瓦克Edwards＆Kelcey工程顾问公司总土壤工程师、土工实验室主任。此时，美国花园州一条高速公路必须通过一片沼泽地，它那大片的厚厚淤泥就象条拦路虎似的横卧在那里。路堤若是筑在淤泥上，将会产生大量沉陷和滑坡现象，邻近两个工程都因设计不周和控制不严而败下阵来，工程无法进行下去。钱寿易大胆提出了用砂井排水、加固淤泥、控制施工进度的办法，果然获得巨大成功。从此，钱寿易名声大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曾为此给予他高度的赞扬。　　 1949年10月，钱寿易与当时在美国学习的施家?女士在波士顿结为伉俪，从此，钱寿易的事业在贤妻的协助下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美国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舒适的生活并没能阻断钱寿易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他时刻向往着要以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1957年，钱寿易收到了前一年由美国回国的钱学森的来信，信中转达了祖国对海外游子的召唤，希望他返回家园报效祖国。这多年来怀有的报效祖国的心愿即将变为现实，钱寿易夫妻真是异常激动，他们决定以探亲的名义回国，并立即变卖了全部家产，一家人登上海轮，从美国旧金山直抵祖国。　　 1958年8月，钱寿易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还担任过力学研究所二室副主任、主任，所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随后，还担任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土岩力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土木建筑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所研究员、副所长等职。钱寿易对后两个所的科研规划及重大课题选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党和人民的关怀给了钱寿易无穷的力量。1959年1月的一天，河北邢台东川口一阵巨雷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象是鬼斧神工，把岸边的半个山“搬进”了波涛汹涌的水中，如长虹卧波，一座20米的土石坝顿时锁住了河流，钱寿易等主持的中国第一个定向爆破筑堤工程获得成功。两年之后，又一座高57米的、规模更为宏大的土石坝横亘南水，钱寿易在广东韶关乳源组织的爆破筑坝截流工程又获成功。以后，钱寿易又领导和参加了定向岩石爆破筑坝、聚能爆破、爆炸深耕、爆破打井、爆炸开湖、爆炸平原造山、压密淤泥等工程施工。　　 60年代初，钱寿易又成功地提出减少地下水开采、用人工回灌方法减少沉降，解决了上海地面沉降问题，荣获了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文化大革命”中，钱寿易也像其他著名科学家一样受到了冲击，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热爱的信念。　　 1979年开始，钱寿易带领土力学课题组，瞄准了新的重大课题——中国的近海石油开发及近海工程。钱寿易不顾自己已是年迈高龄之人，仍然亲临第一线进行指挥，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工程，取得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　　 钱寿易不仅为中国海洋开发事业和海洋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培养了许多学生和学科带头人。他先后培养了2名博士生和6名硕士生，创建了一支优秀的海洋土力学科技队伍，承担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有关海洋土力学和科学院七五计划中的重大科研及生产任务，并经常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在1981年召开的有关岩土地震工程和土动力学的国际会议以及1982年召开的近海结构特性的国际会议中，他担任了分组主席；在1985年第十一届国际土力学和基础工程会议的近海结构基础讨论组，他任委员会成员；在1988年区域性土工程问题国际会议中，他任分组主席。同时，他与挪威土工研究所和加拿大建筑研究所合作进行海洋土的静动力特性的研究。　　 钱寿易还身兼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及第一任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力学学报》 、 《岩土工程学报》 、 《土木工程学报》 、 《海洋工程》 、 《力学进展》编委，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及海洋岩土工程委员会委员，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岩土工程分会土性委员会特邀顾问，《国际岩土试验》编委。 　　 钱寿易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拥护党的路线和方 针政策，一贯埋头实干、刻苦钻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品德高尚、忠厚朴实、为人正派、平易近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科学家钱寿易在科学园地默默地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累累果实缀满了他生命之树。1991年1月21日，年已73岁的钱寿易，作为联合国开发署UNDP项目主任率领海洋土工组赴美国进行考察与谈判，不幸于1月29日在美国旧金山病逝。

孙训方 （１９２３— ） 　 孙训方，工程力学家与力学教育家。长期从事固体力学中有关断裂、损伤、疲劳、蠕变的研究。在断裂力学的工程应用、损伤局部性的研究中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一批力学研究人才。 　　孙训方，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年轻时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后留学美国７年，攻读地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地学系任系主任。孙训方的孩童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家庭中度过的。他父亲３９岁时不幸患心脏病逝去，家里四姊妹靠母亲一个人工作，好在有他父亲在中央大学的同事及亲戚的接济，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孙训方初中时进入中央大学办的实验中学。１５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孙训方随母亲一道经长沙、过贵阳，一路艰辛来到昆明。 　　到昆明后，家庭的经济状况愈加恶化，加之当时通货膨胀，年轻的孙训方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他发愤读书，进入同济高职。这是一所４年制的职业学校。读了两年后，孙训方放弃了找工作的打算，萌发了考大学的念头。１９４１年他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１９４５年获得工学士学位。 　　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生活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孙训方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世界观。大学一年级时，他受西南联合大学党的地下工作者影响，初步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参加讨孔（声讨孔祥熙）的游行活动。大学期间，孙训方靠“贷金”过了４年，生活相当拮据。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孙训方毕业留校，于１９４６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京。这时，张维从德国留学回国到清华任教，为助教们讲授力学。他特别强调力学的工程背景，主张力学研究要为实际服务。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孙训方，为他日后选择工程力学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９４８年８月，孙训方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应用力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４９年，他获得科学硕士后去密歇根大学念暑期课程。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孙训方经旧金山到香港，与从台湾赴港的未婚妻林芷会合，经与科协驻香港办事处联系，回到祖国北京。 　　回国后，孙训方在中国交通大学（唐山部分）土木系任讲师，次年聘为副教授，讲授力学课程并进行疲劳研究。其后该校相继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１９７８年，孙训方晋升为教授。他先后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数理力学系副主任、基础课部副主任、应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８１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６０年代，孙训方积极参加我国工科《材料力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主持或参加编写教材４套，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７０年代初，孙训方在我国大力宣传倡导对断裂力学的研究，并在四川省科委的支持下，较早地开展了断裂力学应用研究，在我国电站大锻件、大铸件、大焊件上首先取得成功，开辟了断裂力学研究解决我国生产建设实际问题的路子。他四方宣传，举办各种讲习班，为推动断裂力学在我国的发展与应用作出了贡献。 　　孙训方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固体的损伤与破坏”这个固体力学的前沿方向，对含裂纹体的断裂、材料本构关系和损伤做了系列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损伤局部性”概念，揭示了损伤非均匀性的物理本质，发展了适用于疲劳、蠕变条件下的非均匀损伤模型有限元计算方法和实验方法。 　　孙训方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并在一些国际及国内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反应堆结构力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工科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四川省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他还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失效分析专家，美国材料与实验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ｔｅｔｉａｌｓ）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会员。他还应聘担任四川省首届（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科技顾问团成员、成都市专家联谊会顾问。 我国断裂力学研究的倡导者 Ｇ．Ｒ．欧文（Ｉｒｗｉｎ）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０年分别发表《断裂》和《断裂力学》两篇著名的论文后，断裂力学这门新兴的工程结构强度科学便在全世界广泛地传播开来。６０年代初，这门学科传入我国。孙训方便是我国最早的几个积极宣传、倡导开展断裂力学研究并身体力行的人之一。 　　１９７２年，在四川?卵羰姓倏乃拇ㄊ」獠庥氲绮庑骰嵋樯希镅捣交檠岸狭蚜ρА⒂τ枚狭蚜ρА?br>　　之后，孙训方在全国各地用讲学和办讲习班等方式进行宣传和鼓动。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先后主持和参加各种断裂力学讲座、研讨班４０余次。为了给学员们全面、系统地介绍这门学科，孙训方翻阅大量资料，编写出《断裂力学》讲义３本、手册１本。他作为组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历届全国断裂力学会议和两届由我国主持的国际断裂与断裂力学讨论会。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全国核反应堆结构力学会议上，孙训方作了“断裂力学的发展概况”的综合学术报告，详细阐述了断裂力学与常规强度计算之间的关系，澄清了一些人所谓的“力学之贫困”的说法，全面介绍和评论了国际断裂力学研究的新情况。断裂力学的发展触及到材料结构的本质，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断裂力学的研究已不能仅局限在力学工作者的范围了。他竭力主张材料科学工作者也参加到断裂力学的研究行列中来。目睹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他大声疾呼，我们要以两倍的速度迎头赶上去。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研究队伍。１９７９年，由孙训方主持在四川峨眉西南交通大学举办了为期一年的“断裂力学研讨班”。参加者来自高校、研究院、大型工矿企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回单位后，在推动断裂力学工作方面起到了骨干作用。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弹塑性断裂力学的工程方法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１９８１年，受中国力学学会委托，孙训方在四川成都主持主讲“弹塑性断裂力学讲座”。在这个讲座上，孙训方详细介绍了当时尚未公布的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最新系列研究成果——弹塑性断裂力学分析的工程方法，随后将其翻译出版。为了推动弹塑性断裂力学的研究，他还参加翻译了《屈服后的断裂力学》一书。断裂力学作为一门强度学科，必须有本学科体系的材料性能的评判标准。孙训方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我国平面应变断裂韧度ＫＩＣ测试标准的问世，并以满腔的热忱参加了我国《延性材料断裂韧性Ｊ积分测试》标准的制定工作。这是国际上第一部Ｊ积分测试标准。此外，还参与了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主持的《含缺陷压力容器的安全评定》（ＣＶＤＡ）部颁标准的制定。 ２０年过去了，我国在断裂力学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孙训方作为倡导者受到力学界的推崇。

王仁院士(1921-2001) 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暨地球物理系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仁先生1921年1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44年春到贵阳飞机制造厂做设计员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到台湾参加对日军修理厂的接收工作, 在台中市第三飞机制造厂任工程师。1948-1950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系继续深造，于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进入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部进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1953年，获得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副研究员。1954年秋赴芝加哥依省理工学院力学系任助理教授。 王仁先生自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渴望能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经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挠, 终于在1955年春回到北京。回国后，应周培源教授之邀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并于1962年任该系副系主任。 十年动乱期间，王仁先生受到了诬陷和迫害。1969年至1971年去江西干校农场劳动。回校后，也未能去三线工作。出于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责任感，王仁先生毅然从过去熟悉的领域转到地质地理系工作，走上了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研究道路。1979年北京大学力学系从汉中迁回北京后，他跨系同时兼任构造地质、地震地质和固体力学三个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任北京大学力学系主任，仍兼任地震地质教研室主任。1993年以来任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王仁先生以他勤奋、严谨、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其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获得了丰硕成果, 特别是为我国的塑性力学和地球构造动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国际上塑性力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正处于理论系统化阶段。布朗大学以Prager为首的研究集体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中心之一。王仁先生作为活跃的一员, 和同事们合作, 取得了不少有开创性的、影响很大的成果。 王仁先生1953年在博士论文中所给出从圆形边界出发的滑移线网的解析解，是滑移线理论中少数大变形非定常运动的精确解之一，是用理想塑性力学分析断裂扩展的早期工作。后来, 他还首次在压延分析中考虑模具上的摩擦力, 对筋条压制工作再次作了滑移线大变形分析。50-60年代, 王仁先生又研究了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动力响应，给出极限分析上下限的估算方法，在军事防护、民用运输工具的耐撞分析中有广泛的应用。80年代, 王仁先生等对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屈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发现传统的临界速度仅表明结构进入轴对称的屈曲，还存在一个约高于该临界速度一倍的第二临界速度。当冲击速度达到第二临界速度时，结构进入非轴对称的屈曲。这一结果既为提高设计的临界速度，从而节省材料提供了依据，又揭示了结构塑性屈曲不同于弹性屈曲的特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该成果获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在90年代，王仁先生指导博士生开展了对高分子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研究。 利用模糊概率论、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对高聚物的粘弹塑性行为进行了统一描述，构成了一套模糊随机分子网络的力学体系，以前的大部分理论均是其特例。 王仁先生是国内将力学与地球科学相结合进行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作出了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研究工作。探讨地球上各种构造形成的驱动力和变形过程是地球动力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 1978年, 王仁先生将地球分成快速模型和慢速模型, 采用弹性理论给出了15层快速地球模型的解析解, 计算出在日、月引潮力及短期自转速率变化下引起的全球应力场。这些结果后来被用于触发地震因素的研究。1976年唐山地震后, 王仁先生领导研究组利用我国丰富的地震历史资料和弹塑性理论,首次用有限元方法逐次反演了华北地区700年来发生过的14次7级以上大震, 最后得出唐山地震后的应力分布, 预测了未来地震危险地区。后来发生的五六级地震基本上都落在这些危险区内。80年代, 将损伤力学引入岩石破裂的实验研究, 发现裂纹扩展方向与在均匀介质中弹性理论所预测的方向不同。这对于认识地震断层的破裂过程有指导意义。90年代, 首次利用GPS等大地测量结果及有关应力资料对北美板块驱动力作了联合数值反演。这些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1988年王仁先生被邀请在第17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作了题为 "大地构造分析中的一些力学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多次应邀在国外讲学。 因其在力学与地球动力学领域的渊博学识、卓著成就, 王仁先生荣获200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仁先生还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系和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仁先生在数学力学系期间, 率先开设了塑性力学、极限分析等新课, 并先后讲授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和多种其它课程，创建了北京大学的固体力学研究室。举办了多次教师进修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一批从事塑性力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在地质系, 开设力学与地学相结合的课程, 培养了一批具有深厚力学基础的构造地质和地球动力学人材。在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还创建了地球动力学硕士点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王仁先生还十分重视国际交流, 推荐了校内外许多教师、学生到国外进修、留学, 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 促进了北大及一些其他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迅速提高。1999年和2000年王仁先生又组织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成功申办IUTAM 的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 。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 王仁先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的优秀人才, 许多已成为教育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有的已成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王仁先生还十分热心于学术组织及学术刊物的工作。历任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和地球物理学会理事 、第四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历任力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等国内外多种学术刊物的编委、副主编。1991年以来王仁先生曾先后主持了三次在北京召开的IUTAM学术讨论会："多晶金属大变形下的本构关系" 、"地球动力学中的力学问题"及"带缺陷物体的流变学"，加强了我国学者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我国固体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进一步发展。1986年以来，王仁先生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理事。1996年，被选为IUTAM执行局的委员。王仁先生积极参与IUTAM的工作, 为提高中国力学界在世界的学术地位做出了杰出贡献。 1986年王仁先生被聘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参与了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规划、国际科技交流的组织，为国家基础科学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仁先生热爱祖国, 追求进步, 拥护中国共产党, 积极投入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虽在文革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仍不改初衷, 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仁先生毕生对科学事业怀有极大的热忱, 付出了忘我的劳动。在七十高龄以后, 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 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发表了近百篇论文。王仁先生以其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宽以待人、乐于助人的品德情操, 深受学术界同行的敬佩和历届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王仁先生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 不顾自己病体, 周密地安排未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甚至在重病住院时, 还强忍极度痛苦, 让亲属笔录对同事的嘱托,讨论学科发展与国际合作事宜。他念念不忘为之献身的科学和教育事业, 鞠躬尽瘁,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王光远 生于1924年3月25日，河南省温县人。结构力学和工程设计理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任教。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组成员。50年代从事地震工程理论研究，将地面运动模拟为非平稳高斯型连续随机过程，并提出了竖向地震作用下结构反应计算方法。 60年代提出建筑物空间整体计算理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开始创建工程软设计理论，包括“工程大系统的全局性优化理论”、“工程结构的不确定性优化设计理论”、“结构的控制和维修理论”和“结构的模糊随机分析理论”，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工程大系统的全局性优化技术和结构的不确定性优化设计中取得重大突破，还提出了结构模糊随机振动理论。共发表论文180多篇，专著9本。 1981 年，王光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 年，他获得黑龙江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1986 年获建设部劳动模范称号，1988 年获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90 年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一等奖。他还是首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科学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吴承康院士 （１９２９— 　） 吴承康，高温气体力学家，长期从事烧蚀、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以及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成为我国弹头烧蚀防热研究、等离子体科学和燃烧科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航天、能源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承康，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河北省滦县。自幼酷爱读书，１９４１年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创建早，素以教学质量高、校风严、数理化基础扎实著称。勤奋好学的吴承康在这良好环境的薰陶下，对数理化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为以后走上科技发展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４７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１９４８年底，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１９５１年６月，获美国威司康辛大学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１９５２年９月又在该校获硕士学位。１９５４年１月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获机械工程师学位，１９５７年１月在该校获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７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龙内燃机实验室工作，任研究工程师。吴承康在作研究生以及在内燃机实验室工作期间，学业和工作表现出色，深受导师和同行们的好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各方面条件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吴承康怀着“我是中国的留学生，学有所成，理所当然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的朴素感情，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不顾美国当局的干扰，于１９５７年和妻子一起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他只有２８岁。 　　回国后，吴承康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从事有关燃烧学科的研究。１９６０年１０月，由于科学院体制调整，随动力研究室合并到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１９６１年起承担国防科研任务中程导弹弹头烧蚀防热材料地面模拟试验研究。他主持建立试验用９２０千瓦电弧加热器和相应的一整套高温测试技术。１９６８年，他主持完成了电弧风洞的建设和完善了测试系统，开展了烧蚀机理、模拟理论、等离子体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１９６６年他还主持制定了有效的卫星地面回收方案。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他先后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二○七所、七○一所工作。这８年期间，在承担第一代弹头防热模拟试验研究中，吴承康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试验研究方案，为１９７８年运载火箭南太平洋全程飞行的试验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项工作获国防科委成果二等奖。为解决第二代弹头再入大气层试验中的通讯中断问题，开展了“再入通讯可行途径”研究。此项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吴承康由于在我国弹道导弹研究中的突出贡献，１９８８年荣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 　　１９７８年，吴承康又回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８０年任研究员，并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任力学所副所长，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任材料工艺力学实验室主任。在此期间，他组建高温气体动力学研究实验室，除了继续承担部分国防科研任务外，主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开展等离子体科学技术和燃烧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和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在研制工业用等离子体发生器和直流电弧等离子体发生器的基本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成为国内等离子体科学技术界学科带头人。 　　为了推动我国等离子体科学进步，并向国际水平看齐，吴承康十分注意学术交流。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６年期间，他主持或参．加组织了７次全国会议，２次国际会议（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２次中日双边会议（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３次亚太会议（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并担任将于１９９７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等离子体化学会议主席。他多次参加国际交流，担任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等离子体化学分委员会的会员，作为东亚地区的代表之一。他是国际期刊《等离子体化学与等离子体工艺》（Ｐｌａｓｍａ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的编委。 　　吴承康在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方面，领导开展了劣质煤和水煤浆火焰稳定方法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国内燃烧科学技术界的学术带头人。他领导下的集体多年来获成果奖和国家发明专利等多项。在２０、２１、２２届国际燃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论文，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兴趣，被聘为２３、２４、２５届国际燃烧会议的审稿委员会委员。在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国内举办的燃烧国际会议中，他担任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目前，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９２年吴承康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等离子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力学学报》中、英文版和《力学进展》的常务编委，现任《力学学报》中、英文版主编，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吴承康对待事业勤勤恳恳，身体力行，为人谦虚，作风正派，学识渊博，工作讲求实效。在燃烧科学、等离子体科学以及国防科研方面，不仅取得了创造性的卓越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内的年轻人，如今他已是桃李满天下。 　　吴承康几十年来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默默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业绩突出，于１９８９年被授于“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光荣称号。 走自己的路　开拓飞行器地面模拟研究新途径 吴承康在高温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我国自行研制弹头防热材料和结构开拓了一种可靠的地面模拟试验方法和设备，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数据，在我国成功地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６０年，前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协议，并撤走专家，我国被迫自行研制近、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由于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时，受气动加热，表面温度会急剧上升，如不采取相应的防热措施，将会导致导弹的毁坏。因此，在研制弹头过程中，必须通过地面模拟实验，以确定弹头防热材料和结构设计。当时，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实验技术方案。有关单位准备在前苏联援建的高超音速电弧风洞中进行试验。然而，如果这样做，加热热流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达不到模拟实验之目的。吴承康在大量文献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烧蚀防热试验研究用的亚音速驻点烧蚀模拟实验技术途径。吴承康带领一批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１９６４年在力学研究所率先建立了９２０千瓦电弧加热器和相应的一整套（１０种）高温测量系统和技术。他们针对各种待用的防热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成果成为导弹弹头防热设计的基础，并为建立大型电弧加热器和电弧风洞提供技术和资料。１９６６年吴承康主持制定卫星回收方案，１９７４年，我国实施卫星回收所用方案原则上与所提方案相同。他还主持烧蚀机理、等离子体动力学等应用基础研究。 　　７０年代初，由于洲际导弹出现的防热问题远比中程导弹严重得多，我国国内现有的设备已不能满足地面模拟试验的要求。吴承康在对国内外情况作了认真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结合国情的多快好省的使用火箭发动机进行地面模拟实验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了第七机械工业部专家和领导的通过与批准。在其后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吴承康作为技术负责人和其他有关同志多次到南方试验基地考察，在山沟里，他上上下下，对试验用的发动机设备参数以及现场条件作了仔细的了解，对流场作了计算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对于模拟弹头的天线窗等部位的局部烧蚀，提出了“相对可靠度”的概念和考核方法。对端头热结构设计提出了热裂的观点和相应的改进意见。为了攻关，成立了一个由吴承康领导的联合小分队。从模型的设计、加工，一直到测试方案的实施，他都认真过问，亲自把关。在试验现场的日日夜夜，他始终和大家奋战在一起，参加试验的准备工作，指挥试验，主持试验结果的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三年多来的攻关实践证明，吴承康提出的洲际导弹弹头防热模拟试验研究技术方案、试验方法以及测试方案都是卓有成效的。为１９７８年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在南太平洋全程飞行试验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项工作获１９８０年国防科委成果二等奖。航空航天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纪念９１０工程十五周年文集》中说：“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９年，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集中攻克型号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技术关键……针对东风五号弹头防热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和地面模拟试验，特别是对烧蚀图像、局部烧蚀……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对完成第一代弹头气动防热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涵信院士 数学家，1936年1月生于江苏省沛县。1953年毕业于徐州第一中学，同年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1957年2月入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1959年研究生毕业。1960年至1963年师从郭永怀教授，进行研究生第二阶段（相当于现在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并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流体力学等课程。1972年调入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曾任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现为气动中心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6年以前，张涵信主要从事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用摄动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国内外难以解决的高超声速气流绕钝体的运动；他发展了“高超声速绕流的熵层理论”，建立了高超声速激波层内第二激波形成的条件。由于他的上述出色工作，第一届航空学会成立时，他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受到表彰。 1972年调入气动中心以后，在论证建立自由分子流实验设备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由分子流气动实验的模拟理论”，对设计自由分子流实验设备和处理实验数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解决我国再入弹头气动防热问题，他开拓了“弹头防热、烧蚀和气动力耦合计算”领域并提出了耦合计算方法，建立了耦合计算软件系统，为我国弹头防热设计作出了贡献，他的这项工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此之后，为了进一步解决全天候弹头中的云粒子侵蚀问题，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云粒子侵蚀的实验模拟理论”，对指导云粒子侵蚀实验和建立云粒子侵蚀计算软件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为此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年以后，张涵信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分离流动研究。他首先创立了判定三维定常分离流动的数学条件，并依此证明，对于实际的三维分离流动，其分离线是一条极限流线，周围的极限流线向它收拢；只有三维流动用边界层方程来描述，其分离线才可能是极限流线的包络。张涵信的这项研究，解决了学术界争论多年的“分离线是极限流线还是包络”的问题。张涵信还在理论上指出，如果反过来，极限流线收扰，并不意味着流动一定是分离。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张涵信进一步发现了分离线上存在鞍点、结点交替分布的拓扑规律，并在理论上证明分离线存在鞍点起始、正常点起始和鞍、结点组合起始的三种形态。大量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张涵信的理论结果。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从80年代起，张涵信开始了计算流体力学的研究，他从物理构思出发，独具一格地创立了求解气动方程的混合反扩散差分方法及无波动、无自由参数、具有耗散性（NND）的差分格式，在此基础上，张涵信率领其研究集体，先后为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制了大量气动力、热和烧蚀、侵蚀计算软件，为飞机、战术导弹和再入弹头的气动设计建立了三大软件系统，为此他先后获得了四次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NND计算方法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大量论文引用NND方法求解各种气动问题。 90年以后，张涵信进行了复杂流动的机理研究，他发现旋涡沿其轴线运动时，其横截面流态存在Hopf分叉演变规律，并从理论上证明，轴向速度为亚声速和超声速的旋涡，其横向流的流态与压力关系有本质的区别。最近，张涵信研究了复杂分离流动横向流的拓扑结构，发现了多条横向流的拓扑规律。对于细长体有攻角的绕流，他从结构稳定性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出发，结合数值模拟，深入揭示了细长体背风区流态由对称流到非对称流，到周期振荡流，再到具有混沌特征流态的转换机理，他还发现，由周期流到混沌流的转变，不完全是准周期道路，而带有倍周期的亚谐分叉特征。

郑哲敏院士 著名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早期在水弹性力学研究中取得成就。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研究，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擅长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和理论，并在爆炸加工、岩土爆破、核爆炸效应、穿甲破甲、材料动态破坏、瓦斯突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倡导海洋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性能、环境灾害力学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实验室，为推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原籍浙江省鄞县。父亲郑章斐幼年放牛，念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后来进城当学徒，进而经商开厂，他崇尚实业，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因而全力支持和鼓励子女用功读书，教育子女循规蹈矩、修身养性。这给幼年时期的郑哲敏带来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开始后，郑哲敏入川，先后进成都华阳县中和金堂铭贤中学学习。他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优异，曾因不参与考试作弊而挨过一些同学的揍。他管过伙食，办过话剧团和英文社，乐於为大家做事。 1943年，郑哲敏以理工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改学机械工程系。他喜爱物理，愿意为同学答疑释难，从中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搬回北平（今北京），钱伟长给机械系讲授力学问题，他那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哲敏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对力学产生了感情。1947年毕业后，他留在清华大学作钱伟长的助教，学习钱的摄动法。一次，他读到刘仙洲从美国带回的工程教育杂志，上面宣传应改变工程教育只注重传授经验和工艺的传统，提倡工程教育要理工化，很受启发。1948年，他考上国际扶轮社的留美奖学金，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力学。一年后，他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就当了钱学森的博士生，做热应力方面的论文，有幸能经常聆听到钱学森介绍自己在科学方法方面的心得。在那个著名学府，他听过Ｇ．Ｗ．豪斯奈尔（Housner）、W．D．瑞奈（Rannie）、A．爱尔德依（Erdelyi）等名教授的课，跟豪斯奈尔做过抗地震方面的工作；在跟瑞奈研究Ｂéｎａｒｄ胞格现象时，体验到量纲分析方法的实质。他还有机会聆听到Ｔ．冯•卡门（vonkármán）、G．I．泰勒（Taylor）、J．冯•纽曼（vonNeumann）等大师的报告。耳濡目染和多方实践使他对以Ｌ．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为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的精髓有所体验，其实质在于努力使工程立足於现代科学，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清楚表述、严格分析、创新理论，进而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1952年，郑哲敏取得该校的博士学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希望。取得博士学位后，即着手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他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同年年底，他的老师钱学森也返回祖国，他随即参加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他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1958年，他领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他应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宴请科学家的盛会。总理在祝词中恳切表示，中国的建设要依靠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郑哲敏深受鼓舞，决心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他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理论和应用。经过1960至1962年三年时间的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导弹零部件，使爆炸成形成为以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新工艺，因而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在同一时期里，他还指导另一研究组在爆破技术方面开展研究。通过爆炸成形和爆破的研究，郑哲敏在力学和工程技术之间修架桥梁。1960年，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他所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作等。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预研，郑哲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并主动考虑地下核爆炸威力的预报问题。1965年，他和解伯民与国外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郑哲敏坚持此项研究，应用这个模型预报地下核爆炸效应。1968年12月，此项研究被迫中断。1965年，他还开始做了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即指导兵工部门进行穿甲几何相似律的模型试验。1971年，他从干校回所，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机理，经过10年努力，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表彰他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炸和穿破甲研究的贡献，1982年，国家授予他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70年代末，他应用流体弹塑性理论揭示了爆炸复合工艺的力学规律，为这一工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又荣获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早在60年代，他在研究爆炸成形时已开始注意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质，认为这类基础研究必须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1979年，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材料性质。80年代初，他对金属断裂机制和绝热剪切带的形成和演化都提出了新的模型和理论。1980年，郑哲敏开始了解到我国各类爆炸事故相当频繁，于是他大力提倡和组织事故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煤和瓦斯突出是煤炭生产中的一类重大事故，他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对此复杂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力学分析。自1987至1989年，他的研究集体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展开研究，为建立突出判据提供了重要依据。80年代末，他在爆破方面又获得新成果，他的研究集体创造了一种爆炸法处理水下软基的新技术，并成功地应用於连云港大堤等大工程的施工，获得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0多年来，郑哲敏努力实现他的志向，通过在爆炸力学和固体力学中的科学实践，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从1978年起，郑哲敏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 郑哲敏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常务副理事长，1986年，他任第三届理事长，现被推举为名誉理事。1982至1986年任《力学学报》主编。曾任首届《爆炸与冲击》主编。1988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理事、大会委员会委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3年因在爆炸力学方面的贡献，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　恒 （１９２９— ） 周恒，流体力学家。他发展了流动稳定性理论，提出了线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的非线性理论新方法，推广了常微分方程中的Ｌｉａｐｏｕｎｏｆｆ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提出了柔性壁边界层流动稳定性的新计算方法，克服了过去理论工作中流固交界或固－固交界面处不满足全部连续条件的缺点，将流动稳定性理论用于研究湍流边界层中相干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发现了流行已３０多年的弱非线性理论的重要缺点，并提出了改进方法。建立了壁湍流相干结构的理论模型。 　　周恒，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福建省浦城县。他的父亲曾任中学数学教员。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父亲率全家迁往南昌，后迁赣州、衡阳、桂林、贵阳及重庆等地。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周父告别了教书生涯，改行在电力公司做高级职员。他深知求学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不断督促周恒及两位姐姐努力求学，每到一地都尽力为孩子们选择最有名的学校就读。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周恒转入重庆南开中学高二班，最喜欢的课程是“数、理、化”。动荡的岁月锻炼了周恒的自立能力，１１岁就独自一人住在离家百里外的中学读书，并取得当时名额很少的奖学金。１９４６年读完高中二年级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自学完高三的主要课程，同年考上了北洋大学化工系。第一学年结束时，便获得奖学金。大学二年级时，听赴美归来的教师及工程师介绍美国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后，十分振奋，感到水利是国家的命脉，就转到水利系就读。周恒学习从不硬记硬背或“突击”熬夜，而是力求理解。有了问题，尽力靠自己反复思索寻找答案。考试完后，常常自我检验，从而得知自己答案的对错。１９５０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水利系。之后，留在北洋大学（后为天津大学）任助教。 　　１９５２年，周恒被调到力学教研室工作。力学，是一门内容广泛的学科，对在大学只学了三四门力学课程的周恒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他利用业余时间，按前苏联数学力学系的计划，自学了大部分课程，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周恒爱读书，读书涉猎范围很广，不仅看自然科学书籍，也看马列著作和中外小说。 　　１９８０年，周恒担任天津大学应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３年升任力学系主任，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讲课深入浅出，组织严密，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他认为，人要成才，思想要活跃，不迷信教师和书本，也不迷信权威，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搞好教学又要搞好科研。 　　８０年代以来，已培养博士研究生１１名，硕士研究生２１名。１９８４年，他被任命为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１９８６年任院长。他十分注重抓学风建设和学术梯队建设。在周恒和学校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生院的工作很有特色。在天津大学研究生院，１９８４年９月即在全国第一个倡导建立青年科学基金，着手培养学术带头人。早于１９８５年即严格实行了硕士导师资格审查标准。在掌握学位质量上，实事求是，严格要求，不徇私情。１９９１年，经国家教委严格审查后，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又成为全国仅有的１０所在职人员授予硕士及博士学位资格免检的院校之一。周恒现任亚洲流体力学大会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他担任《中国科学》、《科学学报》编委，《力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常务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力学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之一，国家教委工程力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实验室及国家湍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还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１９９３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最优控制　流动稳定性与气体轴承动力特性的研究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周恒晋升为讲师。到北京听了一个学期（每周一次）钱学森所作关于“控制论”的讲座，受益匪浅，对控制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教学任务较重，每周要讲１０节课，同时，还进行了“最优控制”方面的科研工作。 　　只有有了创造性，有了新见解，周恒才着手撰写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利用继电式元件改进控制系统的一个问题”发表在《力学学报》上。这是我国发表最早的关于最优控制的文章，曾在１９５７年全国第一次力学学术会议上宣读。 　　周恒的科研成就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注。经钱学森同意，周恒每周３天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钱学森亲自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惜只去了３个月左右，就因“反右”斗争，自动化所业务无法正常进行而中止。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被迫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 　　５０年代，我国的流体力学研究基础薄弱，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６０年代，英国的Ｊ．Ｔ．斯图亚特（Ｓｔｕａｒｔ）就提出了流动稳定性的“弱非线性理论”，得到了力学界的公认与推崇。流动稳定性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十分难于攻破的理论问题。当时我国还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出国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１９６２年，周恒选择了流动稳定性这一课题。鉴于当时线性理论已基本完成，但还缺少数学上严格的根据，因此，周恒研究并解决了Ｏｒｒ－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方程这一非自伴随方程的特征值问题及展开定理论，证明了展开式是一致并绝对收敛的，又推广了Ｌｉａｐｏｕｎｏｆｆ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并用它证明了条件稳定性定理，为线性化理论提供了严格的理论根据。同样的问题，美国在１９６９年才分别由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加以解决。但对展开定理，他们只证明是一致收敛，没有证明是绝对收敛。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８年，周恒参与并实际领导了原六机部４４１厂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液浮陀螺仪的研制。当时，信息闭塞，设备落后，实验手段陈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４个单位从事类似的研制，但都遇到转子马达转动时陀螺仪整体自激振荡的难题。周恒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由气体轴承的动力特性引起的。经过了理论分析及实际计算，提出了正确的轴承结构及参数，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受到原六机部科技局及其他研制单位的高度赞扬。其理论成果除在《力学学报》及国际会议上刊登或发表外，已写入与人合作的专著《气体动压轴承的原理及计算》一书中。周恒还与４４１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合作，大胆提出了新颖的结构设计，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制成了能运行的陀螺仪样机。７０年代中期，我国得到国外名牌惯性导航仪器的备件，１９７８年拟对其进行技术解剖，先用Ｘ光透射技术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发现内部结构与周恒设计的很相像，于是就把周恒和４４１厂的同志一起请到某处实地解剖，发现其结构设计的主要方面，几乎全部都与周恒等人的设计不谋而合。 １９７８年后，周恒回到基础科学系，又将主要精力转入流动稳定性的研究工作。１９７９年，４９岁的周恒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非线性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１９８０年，周恒开始担任应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１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行为期７个月的访问。在那里，他仅用５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亚临界情况下平面泊肃叶（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动稳定性的非线性理论》，从而克服了已流行２０年的弱非线性理论对线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时不好用的困难（在实际问题中都要遇到线性化为非中性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这一方法，周恒推广了在层流到湍流转捩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共振三波概念，使得过去虽有概念，但无法具体计算的共振三波演化得以计算，指出了过去认为平面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中不能应用共振三波概念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与同事合作，利用平面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流为例，通过实际算例，指出另一重要理论——二次失稳理论——和共振理论有可能统一起来。以上几项成果，曾获１９８５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１９８７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１９８４年，《天津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恒教授对流动稳定性研究有新突破”的消息。我国著名力学家钱伟长说：“周恒同志在非线性理论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沿着这个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Ｋ．斯梯瓦森（Ｓｔｅｗａｒｔｓｏｎ）认为周恒教授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并取得了突破，因此，他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向原弱非线性理论的挑战 　　虽然周恒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但他从来不愿多谈既得成就，不愿多讲个人艰辛，反而时时注意自己的不足，敢于否定自己，鞭策自己去攀登更高的科学台阶。 　　周恒认为，获奖“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次获奖的科研成果的理论体系，还有根本性的缺陷。”他在否定自己过去成绩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向已流行了３０多年，世界公认的流动稳定性理论权威之一、斯图亚特教授提出的“弱非线性理论”体系的挑战。 　　周恒在９０年代初期，在将理论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时，发现斯图亚特的理论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无法得到与实验相符的结果。他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带有根本性的改进意见，从而基本上纠正了理论上的缺陷。 　　自１９９１年起，他与一日本学者通信合作以将理论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的方法考验并改进其理论。１９９２年他应日本原子能研究院邀请访问日本时，又进行了大量比较，结果证实了新理论的正确性，也证实了原理论在收敛性上的重大弱点及新理论在这方面的优点。１９９３年周恒访美时在４所大学做了这方面的报告，美国同行都对新理论的结果与数值模拟的结果吻合得非常之好表示惊异。其学生将此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与实验相符的结果。 　　

朱兆祥 （1921-2011） 朱兆祥，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在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以及高分子材料的非线性本构关系等方面做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 朱兆祥简历 　　1921年2月4日　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 　　1937—1940年　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建筑科学习。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一二·九”运动，从事救亡活动。 　　1940—1944年　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获工学士学位。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1949年　任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9—1955年　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辅导处负责人，参加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负责组建协会秘书处。1955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迎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5—1959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 　　1959—1985年　任中国科技大学教员、副教授、教授；爆炸力学教研室主任，近代力学系副主任。 　　1985—1988年　任宁波大学校长。 　　1989—1991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1年12月离休。 2011年11月28日晚21：28分在中关村医院去世，享年90岁。

朱照宣 1947年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静悄悄地正在等待着新老师的来临。一位十七岁的少年走上了讲台，用英语开始了讲课。当时，台下听课学生的年龄，没有一个不比这位教师大。从此，这位少年开始了他几十年漫长的教育生涯他就是《力学与实践》前任副主编朱照宣教授。 朱照宣教授生于1930年7月，江苏无锡人，194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土木工程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于1950年6 月获数学理学学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在同济大学任教，1959年曾在复旦大学兼课。1963年调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主持一般力学教研室的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一般力学教研室主任，力学系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力学与实践》杂志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力学史编写组主编，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朱照宣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四十多年来他主讲过的课程有：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画法几何，工程画，高等数学，结构力学，理论力学，振动理论，非线性振动，力学史，非线性力学，浑沌，时间序列分析等十几门课程。他讲课深人浅出，思路清析，富于启发性，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善于从一两个简单的例子着手，逐步把学生们的思路引向一些深奥的理论。他在《力学与实践》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如“什么是浑沌”（1985年第4期），“点格自动机”（1987年第2期）等，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风格。为了使学生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他喜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间题来测试学生。许多学生说，最“怕”朱老师出的是非题，然而弄清朱老师出的是非题，对于理解概念大有裨益。朱照宣讲课的第三个特点是熔教学与艺术于一体。他常说讲课是一门艺术，比较注意从一些艺术表达技巧方面吸收营养。学生们反映，听朱老师讲课好像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从教已四十多年，他常说：“我是教书匠”。他对教学工作精益水精，即使是讲授他已经教过十几遍的理论力学课程，他仍然要花费讲课的几倍时间于备课，每次讲课都要从新写讲稿，在教学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和别的同志一起编写的《理论力学》（北大出版社，1982年）教科书，集中反映了他在理论力学方面的教学经验。这本书从体系到内容都有一定的特色。 在他担任《力学与实践》副主编期间，他协助卞荫贵主编做了大量的工作。每篇文章的最后审定，都要经过他仔细过目。每一期上发表的义章，他都有详细的摘要。 朱照宣教授的知识面很宽，又具有良好的外语基础。他很注意国外的新学科、新动向，并能及时组织翻译，介绍到国内来。在六十年代时，经他审校的翻译著作有《非线性振动》（古屋茂势，吕绍明译），《非线性振动理论中的渐近方法》（波戈留博夫等共，金福临等译），《力学及电学系统中的非线性振动》（斯笃克著，谢寿鑫等译），他还参与了《力学译丛》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八十年代他审校了《流体流动中的有限元法》（勃雷比亚，康纳著，吴望一译），《非牛顿流体力学》（陈文芳茗），他翻译了《连续统物理的从本原理》（爱林根著）等著作，他还校订了《弹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胡海昌著，英文版）。七十年代后期，他认为材料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应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力学界，他是传播突变（catastrophe）、浑沌（chaos）、点格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格子气流体力学（laffice-gashydrodynamics），神经网络（meural network）等新学科的积极分子，并进行了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朱照宣的论著有：《连续框架分析新方法—影响因子法》，《圆周率》，《弹塑性梁和板在冲击作用下的最大挠度》，《理论力学》，《非线性动力学中的浑沌》，《立方浮块平衡态的分义》，《非线性振动和浑沌》，《什么是浑沌》，《牛顿“原理”三百年祭》，《点格自动机》等。 1978年他参加了全国科技规划，是总纲编写的五人小组成员。同年他参加了全国力学规划工作。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饮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后，《力学》卷的编辑工作从1979年开始。朱照宣是《力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力学史编写组主编。他协助钱令希主任做了大童工作，从划分各分支学科，设立条目，邀请条目撰写人，直至编辑、文字加工等，花费了他大量心血。此外，他还亲自撰写了力学史方面的许多条目。1985年8月，《力学》卷得以较早地与读者见面，这与朱照宣教授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朱照宣教授为人正派，谦虚好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许多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为他的品质所感动。他经常谦虚地说：“我乐于做秘书工作”。四十多年来，朱照宣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教节匠”，“秘书”等平凡的工作，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品质：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

朱自强，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9月生，浙江省余姚县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空气力学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空气动力学研究所顾问，《力学学报》编委。曾任中国力学学会一、二、三届理事，国家教委工程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应用空气动力学、计算流体力学等研究。曾主持与领导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基金、863高技术以及航空航天领域多项科研项目。 著有《应用计算流体力学》、《现代飞机设计中的空气动力学》、《亚超音速定常位流面元法》。译著《对流传热的物理和计算特性》。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发表过100余篇论文。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次，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次、二等奖一次、一等奖一次，光华科技基金三等奖一次，航空航天教学科研奖励基金二等奖一次，航空基金资助项目一等优秀成果奖一次。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庄逢甘 （１９２５— ） 庄逢甘，空气动力学家，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工作。它组织领导了我国主要的空气动力学实验基地建设，建成了从低速到高超音速的成套设备，并组建了一支空气动力研究的骨干队伍。他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庄逢甘，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１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小业主家庭中，父亲庄德成曾开办过榨油厂，母亲潘淑贞操持家务。庄逢甘是家中长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抗日战争期间他考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经过数学老师赵型的指导，提高了他学习的兴趣与自觉性，曾几次在数学比赛中获奖。高中时期，他曾读过《本杰明·福兰克林自传》（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庄逢甘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赴重庆进入交通大学读书。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随学校迁回上海。１９４６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系，并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７年赴美留学，在途经日本时，竟遭当时日本政府阻挠，不允许登岸。他身为战胜国的国民对此无理之举甚感愤懑。这一经历加重了他为提高中国地位而努力的责任感。在美国期间，他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在著名流体力学教授Ｈ．Ｗ．李普曼（Ｌｉｅｐｍａｎｎ）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１９４８年６月获硕士学位，１９５０年６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湍流统计理论”。同年５月，他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学者。当时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正在该校古根海姆（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喷气推进中心任主任，庄逢甘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仅有机会经常受到钱学森在学业方面的指导，而且有机会共同探讨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１９５０年秋在克服了重重障碍之后，他终于回到上海。回国之后，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单位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１９５３年他与戴淑芬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自１９５６年至今他投身于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工作，由于他在空气动力学学术研究方面、以及在组织领导空气动力学的试验基地建设、解决多种飞行器的气动力设计中的关键技术方面的成就，他在空气动力学界及科学技术界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庄逢甘长期兼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并于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还先后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航空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第五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国家科委理论和应用力学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宇航学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曾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空气动力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倡导者 庄逢甘在空气动力学的许多领域中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告６０余篇，内容涉及空气动力学理论、试验和测试技术等各方面。早在５０年代初，他发表了论文《湍流统计理论》，在海森伯谱传输项的假设下，首次得到了准确的湍流谱解，给出了伯格方程的初值问题的准确解。他对有随机边界条件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进行长期的研究，早期在《论湍流衰变》一文中，引人了双尺度湍流概念，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多年来他积极倡导发展计算空气动力学，早在６０年代就十分关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与计算方法研究。当时国内计算机水平很低，但他坚定地提出必须在我国尽快地开展计算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以便将来迎头赶上国际潮流。他曾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计算流体力学会议，在会上作了“计算空气动力学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中国第一届流体力学数值方法讨论会上作了“再入空气动力问题与计算空气动力学”报告；在全国计算物理会议上作了“高速粘流数值计算”报告。这些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计算空气动力学在今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航空航天高新技术中的应用前景。近２０年来，他亲自指导并参加了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以他为主撰写的《求解气体动力方程的匹配迭代方法》一文曾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流体动力学数值方法会议上宣读。近年来，他和同行一起研究用ＮＮＤ格式解流体力学问题，在一些复杂流动中，已获得计算结果。１９８７年，他在美国航空和宇航学会（ＡＩＡＡ）第八届计算流体动力学会议上作了“中国计算流体动力学”报告，向国际同行介绍我国计算流体力学的成就。他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超音速及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理论及实验研究，再人飞行器的热防护理论、烧蚀机理及其数学模型，有化学反应及质量引射的边界层理论等。自１９８０年以来，他与陆士嘉教授倡导的我国“旋涡及分离流动研究”已举行过５次全国性的研讨会。１９８９年，他所领导的“旋涡、激波和非平衡起主导作用的复杂流动”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在该课题研究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在第１８届国际航空理事会上所作的“旋涡控制”学术报告获得理事会的最高荣誉奖（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Ａｗａｒｄ）。以他为首的课题组包括国内１００余名老、中、青学者与研究人员，４年来发表了３００余篇论文与报告，在国内是少有的一支联合而稳定的队伍，所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国际上活跃的前沿题目。在３０余项出国交流之中，取得了很好的反映，于１９９４年继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气体流动中旋涡、分离的流动机理与控制”的支持。该项研究表现了他杰出的科研见解与组织领导才能。

钱学森 （1911-2009年）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现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前身）机械工程系。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一，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6月考取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50年，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控制科学领域，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他也成为该组织第一届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 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应用力学领域，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 钱学森院士因病于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周培源 （1902-1993年） 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 周培源院士还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最早的委员之一，是亚洲流体力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以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为目的PUGWASH（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理事。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91岁。

曹鹤荪 （1912-1998年） 1912年9月15日生，江阴县城内司马坊人。空气动力学家。早年在江阴读完小学和初中。1929年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4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秋考取公费留学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攻读空气动力学，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任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基本学术组组长、高级教官。1940年调任重庆交通大学分校教授，1942年该分校改名为交通大学，任航空系代理系主任。194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和校教授会主席。 　　 1952年起，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教务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78年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1979年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任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第三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弹性塑性力学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国防科技人才，有7项科研成果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著有《风洞干涉》、《流体力学》等专著和教材。 1998年10月29日在长沙病逝，享年86岁。

黄文熙（1909—2001年） 水工结构、岩土工程和土力学专家，毕生致力于水工建设的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的科学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土力学学科建设和拱坝结构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新中国水利水电科研事业的开拓者。 黄文熙，1909年1月3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乡绅家庭，祖籍江苏省吴江县。少年时，父亲经商屡遭失败，因而家境日趋困难。为了日后能有稳定的职业，他进入了培养邮政和海关业务人才的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先在暨南大学学习商科，后改学理工科，又先后在大同大学理预科、河海工科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科学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半后到上海慎昌洋行建筑部任结构设计员，参加了几座高层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在设计一座１７层钢架结构时，创造了“框架力矩直接分配法”，完满地完成了设计任务，深得当时建筑部主任的赞赏，称誉他“具有解决困难任务的特殊能力”。 1933年，黄文熙考取清华大学第一届留美公费生，主修河工专业。学校指定中国河工专业的创始人李仪祉和沈百先为导师，先安排在国内参观实习一年，1934年秋入美国依阿华大学，1935年春转至密歇根大学，师从S．铁摩辛柯（Timoshenko）及H．W．金（king）两位教授，学习力学和水工建筑，在取得硕士学位时因成绩优秀被授予斐加斐荣誉奖章，并破格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他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格栅法在拱坝、壳体和平板分析中的应用》，受到导师和答辩委员们的称赞，并被授予西格玛赛荣誉奖章，当时，《底特律日报》和《密歇根日报》都有专文称赞他是“密歇根大学多年来才华最出众的学生，在结构和水利工程两个领域内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美学习期间，他还受到土力学奠基人K．太沙基（Terzaghi）的深刻影响，对当时尚属新兴学科的土力学给予高度注视。1937年初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到美国垦务局实习半年，参观、考察了十几个正在建设的大坝工地。 1937年夏抗日战争前夕，黄文熙接受中央大学的邀聘，毅然回国。由于中央大学已内迁，他先后在杭州浙江水利局和西安东北大学短暂工作，1937年冬几经辗转到达重庆。此后他在中央大学水利系担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水利部水利讲座、中央水利实验处特约研究员、土工实验室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文熙先后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等校任教，同时担任水利部南京水利实验处处长。 1956年起，黄文熙调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兼任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58年水利科学研究院改组为水利部、电力部所属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他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同时，仍兼任该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学术领导工作。 自70年代后期，黄文熙以古稀之年倾注于清华大学土力学教研组，同时兼任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顾问。他亲自为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授高等土力学课程，选派教师、研究生出国学习、进修，筹划试验室的现代化建设，确定科研方向和课题，并给以具体指导。他带出了一支有良好学风的教学、科研队伍，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硕士和博士生，取得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 1955年，黄文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他参加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等。他还担任过《水利学报》、《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清华大学学报》编委等职。他还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曾赴西欧、日本、美国进行学术考察，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学术交流，是国际知名的专家。 2001年1月1日逝世。

季文美（1912—2001年） 季文美，力学家、航空教育家。1912年1月生于浙江义乌。幼年人村塾，1925年考入金华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附属高工电机科，一年后又转入上海南洋中学，1930年考入E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欧，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1936年在都灵大学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在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任工程师。因遭敌机轰炸、南昌厂于1938年迁往四川南川，季文美在南川厂历任支配课长、新机试造室主任和厂长助理。为应抗日战争急需，积极投身仿制E一16驱逐机，在试制出第一架新机并通过静力试验和试飞后，工厂停工待料，他于1942年初毅然离开工厂去重庆交通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学校于1945年底复员到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感到长期憧憬的理想终于有可能实现了．于是以满腔热情致力于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交通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在南京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他从上海去南京在该院任教，先后兼任基础部主任和副教务长。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改名西安航空学院，一年后，又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他先后兼任西安航空学院副院长和西北工业大学教务长。1960年任基本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组织30多名骨干教师，围绕振动、轨道、材料、结构强度、空气动力、精密工艺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汇集分析最新科技信息，为以后大面积开展科学研究准备条件。他开始带研究生，并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非线性振动等课程。1962年参加制订我国十年科学发展规划，草拟了非线性振动学科的规划稿。曾兼任振动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截止到1992年，他已招收了十多名博士研究生，有的很杰出。他发表过科研论文多篇，其中“7振动研磨机的动力分析和性能改进”一文，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文章阐述了“振动位移”理论，为空军某厂解决了长期困扰研磨机难题，改进了设计，保证了质量。 季文美很重视教学、教材编译和教育研究工作。他在1950年前后编译的《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曾被高等院校广泛采用，直到80年代仍在香港继续出版。他提出的教师教学水平评审方法，曾有不少兄弟院校仿照试行。他还和同事合作编译出版了《理论力学》、《机械振动》等多种著作。他曾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力学教材编委会委员兼理论力学编审组组长；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委会副主任和力学卷编委；他从1983年起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力学和航空两个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从1990年起他任中国科技专家传略航空航天卷主编。1979年起，先后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校长，1984年起任名誉校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80年代初，季文美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严峻形势和地处三线的国防厂所的现实条件，为稳定科技队伍，密切学校和生产、科研基地的联系，加强产学研结合，他创议建立了西北西南科技协作中心，参加的成员单位由1983年初建时的7个迅速增加到21个。这个中心，为跨部委的科技协作和人员培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也许可以称为西部大开发的小前哨。 在1983～1993年任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期间，季文美有较多机会了解我国航空事业的全貌，因而着手宏观问题的研究。他深感我国航空工业必须迅速改变现状，民航飞机市场不应长期被外国厂商占领；他认为在国防和民航运输之外，为工农业服务的航空的规模，应成倍成十倍地扩大；人工影响天气的工作，全国应集中力量，成立研究机构，首先在西北地区试点，提高水平，加速开展；他建议开辟空中丝绸之路(由新疆跨越喀拉昆仑山向西直达海湾地区的航线)，不仅为促进航空工业的振兴和西部经济的腾飞提供条件，而且可能对团结民族、巩固边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普及科技知识提高人民素质，为了宣传航空航天技术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为了展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目前还存在的差距，他建议在西安筹建一座新型航空航天博物馆并亲任筹委会主任。十多年来他提出过多种建议，在中央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后，他更加坚信这些建议都有可能实现，因为广泛利用航空可以加快西部开发的进度，而凭借西部开发的东风也会促使航空工业的振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1年6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

贾有权 光弹性学家。长期致力于材料力学教学和实验力学的研究工作。在二维和三维光弹性、全息光弹性、动光弹性、流体光弹性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创新。他倡导并积极推动了我国实验力学的发展。 贾有权，又名贾坡。1916年10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父经商及开果园，属小康之家。1931年，他在沈阳读完初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状，悲痛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心情使他只身跑到北平（今北京），当了“东北流亡学生”。他在东北青年救济院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考取了张学良资助的东北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高职土木科学习。一二九学生运动给他的教育极大。他参加了大游行、散发传单、宣传抗日。高中毕业时恰逢七七事变，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 　　贾有权于1937年底考取了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物理系，以后又转入西北工学院机械系。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兰州西北公路局汽车修配厂当技术员。以后又做过沈阳中长铁路局工程师和北洋大学机械系助教。青年时代的贾有权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怀有极大的仇恨，希望中国早日强大起来。为此，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考取了当时中华民国考试院组织的高等考试和出国留学考试，又受到天津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的资助，于1948年春，去美国盐湖城犹他州立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消息传来，给他极大的鼓舞和振奋。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受到系主任和导师的重视，系主任主动给他一个T．F．奖学金。同时，美国政府还拨专款资助在美国就读研究生的学生读博士，毕业后安排工作，待遇从优。但是，贾有权急于回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1950年春，他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来不及参加毕业典礼，就与华罗庚等人同船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贾有权仍到北洋大学任教，担任副教授。在建国初期各方面物资均较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计、跑材料加工设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恢复了原北洋大学的材料实验室，并开出20几个试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在天津大学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 　　1950至1952年间，他除了建立材料实验室外，还为机械系大学生开设高等动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工程材料等多门课程。1952至1965年间，主要讲授各种类型材料力学。1956年，他与杜庆华、孙训方、张福范四人合编了《材料力学》教材，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自编的《材料力学》教材。以后，贾有权又主编了《材料力学实验》一书，也于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具有我国特点的全国通用实验教材。 　　1960年，他组织翻译了《光测弹性力学论文集》一书，此书于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他又组织三校合译了《全息法在实验力学中的应用》，该书收集了70年代国外最新成就，于197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他和佟景伟等人合编的《光弹性原理及测试技术》一书，列为力学丛书，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此书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61年，贾有权开始招收我国第一名光弹性方面的研究生。1961至1963年间，他为本科生讲授实验应力分析课，又为研究生开设光弹性等课程。除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外，他还注重培养青年教师。 　　此外，60年代，他还以天津市力学学会的名义，为产业部门举办各种类型的力学理论提高班和讲习班。70年代，又为一机部、交通部举办了光弹、电测、振动短训班。1981年，他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1953年以后，他还担任了不少行政工作。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地开展电测及光弹性的研究工作。1958年，曾组织我国第一次电阻片实测水压机的研究工作。他于1954年开展活塞环与气缸壁的压力测试的光弹性工作。以后，又对大型水轮机的转轮体三维光弹性进行了研究。1956年，成立光弹科研组后，他担任组长。在他领导下，做了许多工程上的三维光弹应力分析项目。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建成设备成套、具有解决工程问题能力、并能培养高层次研究生的现代化实验室，曾获得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贾有权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研要面向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他还坚持科研必须同教学相结合，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教学中得到应用或编入教材。他认为：如果教学与科研脱节，则教学水平难以提高；实验力学并不单纯是实验技术，一定要与力学问题挂钩，为应用与研究服务；实验本身的提高与创新都离不开生产，要将实验、生产和力学新分支研究结合起来。在他的带动下，研究生和他负责的基金项目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安排的。他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力学分支的前沿课题，认为实验力学的研究课题必须迎头赶上，才能赶超国际水平。40多年来，贾有权以自己为主或与他人合作，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10余篇，研究报告30余篇。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遭到迫害，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身的决心。 　　1976年后，贾有权虽已年过花甲，但他仍振奋精神，不辞劳苦地为建立实验力学研究室而努力工作。目前，他仍兢兢业业地为培养博士生继续发挥着余热。 贾有权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国豪 （1936-2005年） 广东梅县人, 1936年同济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同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1938年，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造，并被破格批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学家克雷伯尔。 1940年，李国豪以优秀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获工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钢结构》杂志发表后，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反响，时年仅26岁的李国豪自此便以“悬索桥李”而闻名于世。 1946年回国。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山东省副省长的刘献之一家。1952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长。 1955年，42岁的李国豪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部学部委员（即今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6年，出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不久，创办工程力学专业，亲自讲授板、壳力学，为中国培养出首批工程力学专业的大学生。 从七十年代开始，李国豪还结合工程实际，致力于公路桥梁荷载横向分布的研究，并在这一时期内写成专著《公路桥梁荷载横向分布计算》；后又推广于研究拱桥、曲线桥和斜梁桥的荷载横向分布，再获成功。至此，这位结构工程的方家已建构起一个基于同一原理和力学模式、适用于中外各种公路桥梁的、荷载横向分布计算的统一方法。 1977年，任同济大学校长。上任以后，李国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同济大学由原来的理工医文兼具的综合型大学转为土建型的专门大学。李国豪提出，要将之转变为以土建为主的综合型大学；第二件事是，李国豪提出，要恢复同济大学过去的特色之一，也就是恢复与德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械的传统联系，采用德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之一。 1979年，李国豪任上海市科协主席、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1980年，在京人士传言，宝钢将要下马。次年，又传说国民经济要调整，有人提出让宝钢下马。在工作组会议上，作为首席顾问，李国豪首先发言，字字铿锵地说了6个字：“宝钢不能下马！”而后，他的理由，他的陈述，他的分析，如同他的梅县普通话一样，硬朗有力，令人信服。 1981年，李国豪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不久，又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主席。同年，李国豪被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推选为世界十大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之一，从而进入这一领域的世界级大师行列。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他还先后获得过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荣誉工学博士称号（1985年），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授予的“国际工程功绩奖”（198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5年），“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6年）和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工学博士称号。1994年，李国豪被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双院士之一。 2005年2月23日17时37分，李国豪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梁守槃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梁守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梁守槃是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年从事航空工程教育。50年代起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在发动机技术和导弹总体技术上尤有建树。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其中一种导弹武器系统被评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是主要完成人之一。1956年，他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现为名誉理事；1964—1984年一直担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当选为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当选为理事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93年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ＩＡＡ）院士；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梁守槃多次立功受奖，1964年荣获国家科委一、三等奖各一项；1984年荣立部一等功；1989年荣获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被批准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0年，他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被批准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刘恢先（1912—1992年） 地震工程学家和结构力学专家，中国地震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长期致力于地震工程学和工程力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地震工程学的发展，为我国的抗震防灾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建并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做出了开拓性的成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抗震研究人才。 刘恢行，江西省莲花县人。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后相继担任湘桂、叙昆、黔桂、平汉铁路工程师，以及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7年再度赴美，任美国纽约工程设计公司副工程师、伦赛纳依尔理工学院副教授。1951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　1954年刘恢先负责筹建起了我国第一所土木建筑研究所（后改为工程力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他与同事们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建筑材料、地基土壤、工程结构、建筑设计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材料检验和地基土壤检验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奖励。与此同时，工程力学研究所把抗震研究作为重要任务，刘恢先把大半生的心血倾注于地震工程研究领域。1959年刘恢先组织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抗震设计规范（草案），1961年他又主持编出了我国第二部抗震设计规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国家后来编制法规性抗震规范的基础。 1978年，刘恢先发表《关于地震烈度及其工程应用》一文，对地震危害和抗震研究作出了理论的认识和说明，其领导编写的“地震工程研究”和“水库地震及水工建筑抗震规定”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刘恢先主编出版了《海域地震震害》一书，并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刘恢先主持发表的《中国地震烈度表》更新了地震烈度的物理标准，对工程抗震设计具有很高实用价值，该书后来获得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就在这一年，刘恢先被推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至1987年，由于在地震震害调查和抗震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刘恢先被推选担任地震科研界的许多重要职务，并主编了《地震工程报告集》（第四集）及《唐山大地震》一书，该书曾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鉴于刘恢先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1989年美国传记协会将他正式选入《国际名人录》，行内人士将其与美国的豪纳斯、日本的武藤清并列，称之为“世界地震工程之父”。曾任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2年6月24日，刘恢先因病在哈尔滨逝世，终年80岁。

刘先志（1906-1990年） 力学家、工程教育家。长期从事力学教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工作。在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振动力学、传热学、应用数学和机械工程等许多领域中都进行过研究工作，并作出了贡献。 刘先志，字士心，1906年4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幼年时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曾提出改造石磨磨轴几何形状的建议，并取得良好效果，因而受到农民和行家的称赞。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鉴于当时国家工业落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他决，心改学工程科学。为此，他去山东大学工学院旁听了有关课程，并于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德，赴柏林工业大学就读机械工程。1939年毕业，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还选学了电机工程，又在哥廷根大学理学院选学了力学，并于1945年毕业，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他在哥廷根大学遇到了著名的科学大师、流体力学家L．普朗特（Prandtl）教授。他的学位论文起初没敢递交给这位国际上声望很高的教授，后来在同学们的一再鼓励之下，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交给这位名教授。三天后，普朗特教授找到他说：“我收你做学生。”并亲自主持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由于受普朗特教授的影响，他对多种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了多门课程，并参加了教学与科研实践，这为他以后在多种学科领域中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养成了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瑞士等国有关厂校高薪聘请他，他都谢绝了。他说：“我的根在中国，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1946年6月，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回国后，他先应聘于上海工务局任正工程师，后应聘于同济大学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先志继续在同济大学任教。1950年，他被同济大学师生推选为教务长，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在搞好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他还亲自为学生讲授5门课程，把一腔热情完全倾注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之上。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同时，刘先志还兼任了无锡开源机械厂（现无锡机床厂）设计部主任的职务。1951年，山东工学院院长派人去请他回山东办学，并交代说：“学校交给他办，我做他的后勤，需要人、钱、设备，向我要；对他的要求就是一条，培养的人才要像他那样，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刘先志深知，要在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好祖国，必须大量培养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知识的人才。他主张：办工科院校，学校旁边就应该是工厂，学校设计的就是工厂生产的产品，工厂就是学校实习和生产的基地。回山东正可以实现他的学校与工厂相结合、培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建设人才的夙愿，他欣然同意山东工学院院长的聘请，并于1952年春赴任。遗憾的是这时老院长已经调离该校了。 　　刘先志先后任山东工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在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他除忙于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外，主要在培养人才和科研方面辛勤耕耘、忘我工作，贡献着他的知识和才干。他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除了亲自给学生讲课外，还给有关教师讲课，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1957年，他举办首届全国机械振动学讲习班，为我国振动力学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在指导力学研究室科研工作中，他言传身教，特别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科研要为生产服务。他多次深入厂矿，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并从中提炼出科研课题，经过研究，找出规律，再用于指导生产。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时，也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就是在他八旬以后的有生几年里，他也没有停止过科学研究工作，且还为自己订了个10年计划。他一生在多种学科领域内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刘先志还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他先后担任过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他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他还积极参加学会和学报工作，曾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以及担任《力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 1990年5月20日逝世于济南市。

陆士嘉（1911一1986年） 陆士嘉，著名流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工程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倡导旋涡、分离流和湍流结构的研究。她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者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为发展中国力学事业和培养航空工业的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陆士嘉，女，萧山城厢镇人。中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教育家。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中国籍留学生、博士生。 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曾任4年中学教师。1937年考入德国哥廷大学，学习物理，并以优异成绩获洪堡奖学金。不久，因闻日军飞机侵华轰炸，毅然改学航空，时为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中国籍留学生、博士生。当年，正处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实验设施对中国学生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她用求解析解理论，解决飞机喷气发动机一个技术关键难题，其理论和实验结果完全吻合。1942年，陆士嘉《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论文被通过，获得博士学位。在德国留学期间，于1941年与张维（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结婚。 1946年回国后，陆士嘉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水工研究所、清华大学等任教。她学识理论精深，尤以粘性流体力学见长。她还关心、支持新兴流体力学分支理论研究，为发展磁流体力学、生物流体力学、分离流和旋涡运动为主体的流体力学做了大量工作。在教育工作上，她为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造就新一代中国科学家而呕心沥血。70年代后期，她重新翻译德国著名教授普朗特的《流体力学概论》(第7版德文本)一书，为中国航空事业作出卓著成就。 陆士嘉一生学习勤奋，重教育人，亦从事政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不顾疾病，仍努力工作，参加各类活动。应邀赴德国访问，被聘为德国应用数学和力学学会委员。陆士嘉教授早在学生时代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支持革命活动。她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团结知识分子、妇女和国际交往的工作。她曾多次出国访问，努力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发展我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1986年8月在北京病逝。

茅以升 （1896—1989年）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本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0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 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于北京

钱令希（1916-2009年） 生于1916年7月16日，著名力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江苏无锡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中法工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1938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优等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历任铁路桥梁工程师，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起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工作，历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院长。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力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1991至1995年任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98年起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95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至第七届代表。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被评为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1994年被评为辽宁省功勋教师。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两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学术上，在结构力学、板壳理论、极限分析、变分原理、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主张力学为工程服务，并身体力行，在桥梁、水坝、港工、造船和国防等工程中发挥了力学研究的作用。鉴于电子计算机强力推动科技进步，在我国大力倡导建立计算力学学科，并在大连理工大学培养和带领出一支优秀的计算力学队伍，在工程力学和结构优化设计方面做出显著成绩。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钱令希院士于2009年4月20日10时01分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3岁。

钱伟长 （1912-2010年） 我国近代力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　　 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31 年至1937 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36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42年至46 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总工程师，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1946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至198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院士，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常委。 1983年至2010年任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1994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并任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乌克兰《应用力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钱伟长院士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屈维德 （１９１６— ） 屈维德，机械学教育家和机械振动专家。长期从事机械学的教学与研究，并致力于机械振动和噪声的研究及防治工作。他设计的旋转件用的冲击式消振器，在应用中效果明显。 　　屈维德，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出生于广州一个商人家庭。其祖父、父亲是广东省顺德县人，１９１９年相继去世。他由母亲靠房租收入抚养成人，自幼勤奋好学。１９３５年，他以优异成绩在南海中学高中毕业，并考入中山大学。１９３８年冬，日军进犯广东，屈维德随中山大学内迁到云南澄江县，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学习。１９３９年在澄江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实习工厂当助理。１９４０年暑假，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坪石，他没有随校回粤，而留在云南，到第二十一兵工厂安宁分厂工作。该厂原向德国订购了制造迫击炮和炮弹的成套设备，其中部分备经由越南、缅甸运到了昆明，因而在云南省安宁县设立了此分厂。他刚到安宁分厂工作时，工厂正在建设之中，于是他参加筹建工具车间。车间建成后，他当了车间主管技术员（即车间主任）。 　　随着时局的发展，日德同盟宣布后，德国扣留了中国订购的关键设备，拒不发运。安宁分厂订购的自动车床用的左旋刀具也被扣留。当时，对外交通线也被日军封锁了，一些急需的工具无法购到，条件十分困难。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屈维德经常到昆明中央机器厂去参观学习，回来后与工具车间的工人们一起，以很快的速度把部分制炮设备改装成为制造工具的设备，及时制造出自动机床所需的各种紧缺刀具。例如，小直径（φ１．５ｍｍ）左旋麻花钻，当时昆明地区、重庆地区各厂都不能制造。他便自己动手研制，除研究了沟槽截面的曲线外，还发现加工钻沟的铣刀直径会影响小直径麻花钻的沟槽截面，因此又设计了配用的小直径铣刀；又如内圆磨削的小砂轮十分紧缺，他就和工人们一起，在云南易门县火石沟找到磨料代用品，自制成小砂轮。 　　当时，第二十一兵工厂的主要产品是迫击炮弹，试射时每百发中总有五六发达不到规定射程，主要原因是炮弹射出后，在飞行过程中尾翼脱落了。屈维德认真分析后，认为尾翼脱落的根本原因是振动、冲击和材料热处理不当。从此他搜集有关振动、冲击的资料，带着问题研究，奠定了日后研究机械振动的基础。还有一件事情也与振动有关，当时保卫昆明的高射炮是苏联制造的，在多次发射后，高射炮的有些控制元件常被震裂，对此他提出了加固办法，在把制成的新配件换上以后，就未再发生震裂现象。从此以后，屈维德不断加深自己的数学、力学知识，结合生产实际中遇到的问题，致力于机械振动的研究，逐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立足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风格和特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屈维德离开兵工厂，到云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他先后在机械系讲授画法几何、机械原理、工具学和工具机等课程，并在矿冶系讲授材料力学及实验。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是以提拔后起之秀著称的熊庆来先生。熊校长注意到屈维德教学严谨、认真负责、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有丰富的工具制造经验，１９４９年，把他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屈维德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１９５４年院系调整时，他调到昆明工学院，在机械系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担任机械系主任。１９５８年，屈维德赴苏联考察，接着晋升为教授。他先后担任过昆明工学院副教务长、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屈维德所执教的昆明工学院机械系，从教师到学生，在他带动下，都逐步地养成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好作风。他所领导的机械振动科研小组，从１９５８年起，就与昆明地区的机械工厂合作，针对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并在１９５８年云南省和全国召开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根据他们的科研成果，１９５９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机械加工中的振动问题》一书。 　　１９５６年，屈维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昆明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入党的知名人士之一。他还积极参加人民政权和科研学术团体的工作，曾任云南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名誉理事；云南省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云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昆明分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声学学会昆明分会理事长等职。 首倡冲击式消振器的研究 １９５４年，屈维德到昆明工学院机械系任教后，就组织青年教师和毕业班学生成立了机械振动科研小组，与昆明地区有关的机械厂密切合作。当时工厂生产中存在一些有关振动的问题，如铰孔不光，以及细长件的高速切削、镗杆的振动问题等，这些都属于金属切削过程中的自激振动问题。自激振动的理论很复杂，到目前还没有彻底解决。他所领导的小组一方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另一方面也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最后，他写成《冲击消振原理》一文，首次提出冲击消振问题计算的理论基础。文中设计的旋转件用的环状冲击式消振器，具有径向间隙和切向间隙，可同时消除横向振动和扭转振动，由此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最近，此冲击式消振器还在云南机床厂主轴设计中被采用。 　　１９５８年，屈维德到苏联考察时，去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拜访了Ｈ．Ｃ．阿切尔康（Ａчеркан）教授，并与其讨论了屈维德的《冲击消振原理》论文。阿切尔康教授指出该论文有两个特点：（１）环状冲击式消振器前人未提出过；（２）冲击块的形状对恢复系数的影响的概念是新颖的。他建议突出这两个特点写成短文。屈维德改写后的论文刊登在苏联《机床与工具》杂志上。在哈尔科夫，他又到多科性工学院拜访了И．Ｍ巴巴科夫（Бабаков）教授和Л．И．史坚伏里夫（Щтейнвольф）副教授。在讨论了屈维德所写的论文后，史坚伏里夫执笔写了评述，认为此论文对工程实际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冲击消振原理以及冲击式消振器的研究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旋转件用的环状冲击式消振器仍为许多设计者所采用。 精心培养机械学专门人才 　　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屈维德在机械学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４０多个春秋。他自己平时十分珍惜时间，分秒必争地勤奋工作和学习。他习惯于早睡早起，晚上睡觉一般不超过１０点，早上３—４点就起床，不但自学了几门外语，而且认真地阅读了许多中外书籍，读后还写了注解和标记。对于书中阐述的各种公式或理论，他都记得很清楚，并能很快地告诉你它们的来源出处。 　　在教学上，他不仅教给学生理论知识，更教给学生理论结合实际、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他在授课期间，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课，课前总是认真备课，课堂讲解条理清晰，在黑板上写字作图也极为工整，给学生作出了榜样。他严于律己，又严格要求学生，经常向学生强调：作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第一位的，马马虎虎是要出大问题的。在为研究生选题时，他既强调课题的先进性，又强调课题的实用性，因此保证了硕士论文的质量，同时也培养了硕士研究生独立进行科研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屈维德勤奋工作和学习的精神，以及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４０多年的教学期间，屈维德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机械学专门人才。他先后指导培养了１０余名机械学硕士研究生，形成了昆明工学院机械振动科研梯队。现在，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有些并已成为学术带头人。

沈　元 （1916-2004年） 1916年出生，福建福州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1943年赴英国留学，194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福州私立英华中学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院长、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是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早年证实了高亚声速流动下似圆柱体附近可出现正常流动的局部超声速区，当速流马赫数增加至一定值时方开始出现极限线的存在。从事教育组织领导和科研指导工作40多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办学方针确定、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订、师资及实验条件建设、科研教学组织领导以及计算机在航空航天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4年5月30日21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谈镐生（1916—2005年） 谈镐生，著名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稀薄气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提出了植被流局部扩散模型；发现了网格湍流负二次幂衰减律。在自由分子流、旋翼边界层、激波马赫反射、马赫波锥相互作用和分离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70年代以来，他强调了力学学科的基础性，并积极指导和支持力学的基础研究，首先提出在我国建立分两级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对我国力学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谈镐生，1916年1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祖籍常州武进县。父亲谈振华，清末贡生，以教书和当职员为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日本侵略军侵占家乡时，曾因抵制悬挂日本国旗险遭杀害，在当地被誉为民族爱国教师。谈镐生5岁丧母，学龄前由乃父教授“四书”、“五经”，10岁在苏州的小学就读，1929年进苏州中学，很快就显示出在文学、美术和数学方面的天赋，数理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前，他自学完微分方程、变分法等大学课程。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1939年获工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成都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1940年毕业后，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当副研究员。两年内，他解决了滑翔机蒙布张力的测量问题，制成了张力计，并获得奖章；还与老师林致平一同发表了《正向薄板承受边压时的弹性稳定问题》等两篇论文，显示出扎实的基础和科研的才能。1945年，他通过了公费留美考试，1946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赴美攻读研究生。他先到加州理工学院，同年转入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在W．R．西尔斯（Sears）教授指导下，1949年，以论文《有限翼展超音速双翼的波阻》（The wave dragofasupersonic biplane of finite span）获数学、力学和航空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任研究员，从事激波马赫反射问题、旋翼层流边界层和流体分离区问题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内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4至1956年，他在美国诺脱顿大学任工程力学副教授，研究运动浸没体与表面波的相互作用。1956至1957年，任美国底特律大学航空工程教授，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1957至1962年，在美国创办高等热工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和科学顾问。除了继续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外，还对湍流衰减规律和植被流问题进行了研究。1963到1965年，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继续从事湍流衰减规律研究。1965年10月回国。旅美期间，曾被聘为《力学评论》（Appl. Mech. Review）、《数学评论》（Mathematics Review）和《航空学报》（J. of Aeronautical Sci.）的评论员，以及美国海军部特邀顾问。 　　回国后，谈镐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谈镐生以他的一颗赤子之心迎接了面临的种种磨难。在很不安定的环境下，他仍参加和指导了激光物理、板块运动规律、相对论热力学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醉心于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1976年他就研究生和高级科技人才培养问题积极向中央献策，并率先指出力学的基础性，大力倡导力学的基础研究。 　　1978年，鉴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祖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5年以后，他还曾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力学进展》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2005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俊奎，固体力学家、航空工程教育家。在加筋圆柱壳的稳定性研究方面有先驱性贡献。70年代以来，在我国力学界和航空工程界大力倡导新型复合材料与结构的应用和研究，并率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对复合材料杆、板、壳结构的稳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为航空、航天结构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他还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王俊奎，字醒园，1908年4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广灵县。少年时家境贫寒。在二祖父（清末举人）的鼓励和父母的支持下，他发愤读书，曾以高小连续两届获全班第一的成绩被选拔到第五师范学校就读，并且在该校学习的12个学期中，有11次获第一名，一次获第二名。192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得在赵县第十五中学任教一年后才进北京大学学习。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并染指华北，王俊奎不堪容忍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领土，积极投身于华北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副总指挥，带领同学去南京游行示威。游行时，王俊奎遭到当局逮捕，并被押送回北平（今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不断在中国管辖的北平最繁华的地区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挑衅，使王俊奎深感科学技术的落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痛苦，于是决心去美国学习航空。1936年，他公费留学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著名力学家Ｔ．冯•卡门（vonkármán）指导下，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获机械工程和航空工程双硕士学位，继又获得了清华大学驻美办事处所发的奖学金。1938年，他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世界著名力学家S．P．铁木辛柯（Timoshinko）指导下，于1940年获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一般不允许外国人接触的飞机工厂工作：1942年在美国康沙德梯－沃提飞机工厂任高级应力分析专家，参加了教练机和轰炸机的设计工作；1945年又到诺斯拉普飞机工厂担任高级结构研究工程师和组长，参加了世界上第一架夜间战斗机“黑寡妇”和“飞翼”飞机的研制工作。 由于王俊奎的毕生志愿是将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所以在1947年太平洋恢复通航后，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美国的高级职位、优厚待遇和科研的方便条件，坚决返回祖国。临行前，他向所在工厂要了一架崭新的“黑寡妇”夜战机（后因无运费，未成）和一整套“战时科学研究报告”（200余本），以及各种飞机照片带回祖国。回国后，他便积极投身于教育和科技发展事业，开始在西北工学院任教授和航空系主任，讲授空气动力学，同时还兼任西北农学院教授，讲授结构力学。1948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的多次函电邀请下，到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了机械系教授和系主任。任职期间由于能任贤荐能，使该系迅速地兴旺发展起来。同年暑期，王俊奎受西北工学院的邀请，到该校讲授板壳理论。这是在国内首次开设的重要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察哈尔省（1952年已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政府主席张苏亲自到王俊奎家中，聘请他去该省担任工作，1950年，王俊奎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书，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同年，由外地迁来北京的华北大学工学院也希望他去该校。王俊奎觉得发展航空教育事业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决定担任华北大学航空系教授和系主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教师，其数目超过了过去国内任何一个大学的航空系。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王俊奎来到北京航空学院担任教授。在建校初期，他还担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以及其他工作。北京航空学院之所以能在四五年内从一个狐兔出没的旷野荒丘，建设成一个能容纳数千人规模的、具有国内一流实验室和教学楼的大学，与王俊奎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50年代末，高速飞机和导弹的发展使得高温下结构的强度、刚度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但当时国内研究此类问题的单位不多。此时王俊奎担任了正在筹建中的热强度研究室主任，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他领导全室成员经过几年奋战，建成了全国高校中一流的热强度试验室，为航空、航天器结构的研制发挥了重大作用。“文化大革命”以后，王俊奎虽已年逾古稀，但他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奋斗的雄心未减。为缩小10年来我国和世界拉大了的科技差距，他努力钻研新科技，并且不辞辛苦地跋涉千里到贵州等三线地区举办讲座，讲授有限元法、复合材料力学等高新技术课程，为这些单位采用电子计算机解决结构分析问题和选用新型材料结构作出了贡献。 70年代以后，王俊奎又致力于复合材料力学方面的研究。他在《中国科学》、《航空学报》、《复合材料学报》、《固体力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复合材料科学的发展，他还发起并组建了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担任该学会首届理事长。 此外，1954年至1978年，他还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1981至1990年，曾任《航空与航天工程学报》主编，1984年任《复合材料学报》主编，1985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固体力学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等职务。 由于王俊奎在力学研究和教育上的重大贡献，1990年，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

张　维 （1913-2001年） 1913年出生，北京市人。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他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德国工程师学会、国家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会长。张维在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在德国柏林高工（柏林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他在弹塑性力学、板壳理论及结构工程特别是圆环壳、弯管的强度、屈曲、振动及其工程应用、核电站管道系统、快中子增殖堆主钠池的结构完整性与安全评价等方面造诣极深。他创造性地运用解析法、半解析数值法、数值计算、力学试验等方法对具有较强工程背景的结构进行强度、稳定性分析。还从事“美国及欧洲主要高级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以及“壳体文献数据库”的整理工作。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洪堡奖章、大十字勋章、中国工程院科学技术奖等。发表论文50余篇，著作译著多部。 张维院士于2001年10月4日逝世，享年88岁。

周鸣鸂 （1910 — 1995） 　　 周鸣鸂，固体力学家和教育家。长期致力于应用力学和航空航天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创办和发展了工程力学专业，对军事工程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鸣鸂，原名明鸂，又名明溪。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曾中举人，后留学日本。周鸣鸂家中藏书甚丰，他从小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阅览过《天演论》、《饮冰室文集》、《世界名人传记和图像》等书。１３岁时入南通中学学习，求知欲与日俱增，尤其喜爱自然科学，常挑灯读书至深夜。面对近百年来的国耻民恨，他立志专攻科技，振兴中华。１９２９年在扬州中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唯一被免试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学习的机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周鸣鸂兴趣广泛，除攻读主课外，还广泛阅读了鲁迅、邹韬奋、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和各种世界名著。这对他了解社会和接受进步思想起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１年，他因家事和国事的忧扰而病休了一年，１９３４年，周鸣鸂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指导学生材料力学实验、大地测量、工程设计等课程。 　　１９３５年，周鸣鸂赴美国留学。他在一年内修完了１４门课程，获密歇根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３６年，转入当时在应用力学方面享有盛名的伊利诺伊大学工学院，在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学习，并参加了泰布特（Ｔａｌｂｏｔ）工程实验馆有关结构疲劳及材料强度等问题的研究。１９３８年获理论与应用力学硕士学位后，在范·德布鲁克（ｖｅ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ｅｋ）教授的敦促下，他又回到密歇根大学，在应用力学系研究结构稳定性和极限设计理论的课题。１９４０年，他以《薄壳结构分析》的论文获应用力学博士学位，留任该校工学院航空系讲师兼研究员，参加镁合金硬壳机翼强度问题的研究。１９４１年，受Ｔ．冯·卡门（ｖｏｎ Ｋáｒｍáｎ）的邀请，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之暇，他常同钱学森、张捷迁、郭永怀、林家翘等同学一起，到冯·卡门家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并一再倾听来访友人如索思韦尔（Ｓｏｕｔｈｗｅｌｌ）、Ａ．爱因斯坦（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等的高谈阔论，借以开阔科学视野。 　　继１９３８年在波士顿出席第五届国际力学会议之后，１９４６年，他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力学会议，发表了《循环方法》的论文。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他经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克莱因（Ｋｌｅｉｎ）博士的介绍，于１９４２年到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工作，从而间接地参加了中美共同抗日的行列。 　　他在道格拉斯公司工作了５年，担任过应力分析专家和结构设计高级工程师等职务。当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美方曾多次敦促他加入美国籍，但他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夙愿，设法避开阻挠，在新婚后不久，偕夫人叶惠兰博士（生物化学专家）于１９４７年夏回到阔别１２年的祖国。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他很快认识到，要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仅只是幻想。１９４７年秋，他接受武汉大学邀请，担任该校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从此加入了教育工作者的行列，为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尽心尽力。 　　他对教学工作严肃认真，无论是备课、写补充讲义、讲授、批改作业、指导实验，都一丝不苟。他先后讲授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高等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壤力学等课程。他那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的学术报告，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欢迎。由于朝夕与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在一起，不再为外国人效力，他的心情很是激动。在当时如火如茶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不断与进步师生接触，思想认识日有提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他参加了护校运动，并回绝了返美去台的种种诱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留在武汉大学任教。除主讲机械系和土木系一些力学课程外，还多次代表武汉大学参加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召开的高教工作会议。他热情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参加了有关长江水利工程计划（包括荆江分洪工程、武汉长江大桥等）的一系列会议、湖北新堤拦洪水坝危险下陷的紧急会议、华中造船厂及船坞选址工作、军委总后在湘潭建造油库的设计，以及省市机关地下防轰炸设施的签定等等。由于亲身投入祖国建设，接触工农群众和干部，通过新旧对比和自觉学习，使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对党与社会主义的感情日益深厚。 　　１９５２年冬，他接到周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命令，调往哈尔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浇注在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园地里。他先后任该校教授、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空军工程系副主任。１９７０年随校南迁至长沙。１９７８年学校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后，他任副校长兼应用力学系主任，现任航天技术系教授。１９８２年６月，７２岁的周鸣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过黑龙江省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政协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力学学会、土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土建研究所（后改为工程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湖南省力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名誉理事等。 　　由于他对国防科技教育的突出贡献，１９８８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周鸣鸂荣立了一等功。１９９１年，他参加了国防科工委召开的“双先会”。 为军事技术院校工程力学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贡献 　　１９５２年，抗美援朝战火纷飞，毛主席作了创建军事工程学院的重大决策。周总理从全国各地调来了６０多位专家、教授，周鸣鸂也是其中之一。 　　１９５２年冬，他到哈尔滨报到，负责筹建力学及工程材料教授会及培训助教事宜。他事无巨细，从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订购仪器设备到出外参观学习，都亲自安排，件件落实。他把助教分成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三个补习班，亲自为５０多名助教讲课，传授力学理论和教学经验。以后为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他又先后为教师进修开设了弹性理论、塑性理论、振动理论、稳定性理论、高温蠕变等课程。他关心那些由于工作需要，未毕业即参加任教的青年教师，坚持要他们补做毕业论文，完成学业。他亲自选题并指导青年教师撰写科研论文，开展学术活动。他深信“严师出高徒”，因此他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在审阅教师的学术论文时，即使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一个不规范的简体字，他都要指出来；更容不得在基本概念上有任何含混不清的地方。１９７０年学校南迁长沙初期，他在仅有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深夜挑灯为教师校正译文，有时，为了一个单词而长时间地翻阅词典，以期找到最确切的词意。在他７０岁高龄时，当从讨论中发现教师对某一问题有疑问时，他还作好准备并亲自向教师讲解。 　　军事工程学院创立初期，设有空军工程、炮兵工程、海军工程、装甲兵工程、工兵工程等系，力学课程十分繁重。他先后为各系开设材料力学、船舶振动、弹性振动与波、结构理论与设计等课程。７０年代末，还为硕士生开设了有限元与变分原理课程。每次开课，他总是认真准备，搜集国内外最新文献资料，研究各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编写讲义。因此，他的讲课对各专业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自１９５６年起，他花了多年时间先后主编了两种版本的《材料力学》各４册，前３册为大学生基本教材，最后一册属高等材料力学；以后又编写成简明本。他在编写这些教材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有关书刊，并注意联系工程实际，因此所编教材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富于启发，深受师生欢迎。当时虽然限于某种原因，这几套教材仅在校内印刷厂铅印出版，但随着１９６０年军事工程学院分建了其他军事院校和１９７０年南迁，后一版４本教材广为流向各兄弟军事院校及地方大学。直到７０年代末，一些军事院校的教员仍热情地称颂这套教材，建议其修订再版。 　　长期以来，周鸣鸂辛勤耕耘在军事院校的教育岗位上，他不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力学专业人才，而且为军事技术院校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思想素质较好、作风严谨的力学师资力量，其中，有数十位已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还有的已成为博士生导师。他为解放军高等技术院校工程力学专业的创办与发展作出了贡献。